方绍伟：郑永年与“优质民主”的荒谬

　　我是在2009年8月开始注意到郑永年的逻辑问题的。当时郑永年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讲民主的现实考量，我一看，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一查，果然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85研，我曾经是北大国际经济系的86研，所以，我和他有可能在北大46楼之类的地方见过面。他的民主逻辑我就更熟了，下面我讲讲他的理论有什么问题。我这篇文章只做纯逻辑分析，不妄加猜测他是不是新加坡情报局的。
　　1，西方民主有没有统一的模式？
　　《世纪大讲堂》的那场演讲，郑永年突出了两点：一是西方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二是民主的独特价值应该策略性地去实现，而不是不顾条件地去追求。这种民主有益论确实是一般中国大众比较容易认同的观点，也是一种不同于原教旨的民主优越论和左倾的民主危险论的中庸看法。
　　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谓的西方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话中有话的。我当时边看电视、边把这一点记下来，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从这个观点可以推导出很多非常荒谬的结论。果然，近两年来，我在选举网上真没少见郑永年的文章，逻辑矛盾越来越明显，2011年5月18日的这篇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可能最为典型。我心想，积累了两年，动笔的时候到了。
　　让我从头一步步分析。什么叫西方民主没有统一模式？这话听上去合情合理，因为英国有英国的模式，法国有法国的模式，美国、日本、瑞典等等都有不同的模式。但是，这句话说的不是这些，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句没说的话，即：新加坡和中国也可以有不同的民主模式。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不仅老百姓无话可说，连读书人恐怕也难以反驳。
　　郑永年确实高明，能让人上当不算什么，但能让人上当、又能让人不知是如何上当，他就厉害了。这里的门道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是在逻辑前提上，所谓西方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一般人看不出来，因为模式两字有双重含义，一是原则意义上的含义，二是具体机制上的含义。
　　中国人为什么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呢？因为《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讲的使用价值也有类似的双重含义，马克思也像郑永年那样，把读者的注意力全部引到具体的含义上。当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使用价值就给绕没了，结果，马克思就把大家绕到了劳动价值论那里。考学生和学者的逻辑能力，《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不可多得。同样，郑永年把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民主模式，抽象的民主模式就给绕没了。马克思和郑永年都是故意的吗？
　　我手头上有很多本郑永年的书，包括《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永年评论集》等等，因为他的研究领域碰巧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还没有读到郑永年写的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书或文章，所以，我把郑永年定位为一个知识型的研究者，不是智慧型的研究者。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当然不缺乏智慧，但在民主模式这个核心问题上，郑永年的理论水准让我大为吃惊。下面让我直奔问题所在。
　　具体的民主模式可以涉及共和制君宪制、总统制内阁制、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联邦制、简单投票制复合投票制等等。西方的民主模式在这些具体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如果考虑各国的宗教文化和福利制度，它们的差别也许比想象的还要大。但是，一个学者如果从这里把自己的理论引向各国的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逻辑能力问题，也可能有人品诚信问题，甚至两个问题兼而有之。
　　为什么？因为西方民主在抽象的意义上确实有、而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议会民主等等。西方民主在具体机制上是不统一的，但西方民主在抽象原则上是完全统一的。西方民主的这个统一的抽象原则包括四大方面：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特别是前三条，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西方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或议会民主。这显然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民主研究者都必须驾轻就熟的基本功。
　　2，民主问题的要害在哪？
　　关键的地方到了。我们的有些学者，就是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专门在一些重大概念上做文章。在西方民主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地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区别开，而是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通通称为民主。
　　是因为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说起来麻烦吗？是，也不是。非西方民主说起来是不方便，提东方民主也确实有点别扭。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民主好，所以，提民主而不提非西方民主就有名正言顺的考虑，名正言顺的考虑也就是混淆视听的考虑，混淆视听的考虑就是糊弄大众的考虑。
　　事情明摆着，一般老百姓，谁搞得懂民主应该全部包括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四大方面呢？这只是其一。其二是：在表面逻辑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确实可以统称为民主。
　　但是，专家和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于，老百姓可能永远糊涂，专家却必须时时清醒，因为专家就是吃这碗饭的。专家除了知道表面逻辑外，他还应该知道什么叫实质逻辑。民主问题的实质逻辑就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是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面，缺了哪一项，就不仅不能叫西方民主，甚至也不能叫民主。
　　郑永年一定要把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往民主那靠，好，我没意见，但我有理由要求郑永年，老老实实把新加坡民主称为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注意，我这里不是在要求他用我所规定的逻辑，我是在用郑永年自己使用的逻辑。郑永年的逻辑是：文化不同，东方的民主可以与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对，好极了，是不一样。在学术界，民主的四大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为了使郑永年所强调的不一样更加清清楚楚，我们大家就谁也别混，干脆彻彻底底地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分开，让本来就不一样的真正不一样起来。
　　看一个学者讲不讲理的关键时刻到了。我上面用的完全是郑永年一直信誓旦旦的东方民主可以与西方民主不一样的逻辑，按照郑永年自己的逻辑，他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希望把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分开，并用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去称呼新加坡的政体。但是，我就不，我郑永年就不这么做。你方绍伟说我混，我就混。
　　显然，学问做到这，就已经不是什么真理问题了。那又是什么问题？当然是利益问题，真理必须服从利益。碰巧，在我的书架上，郑永年的那几本书正好与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放在一起。搞清楚了郑永年的大逻辑后，我再翻读韦伯的书，就会有更加不同的心境了。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卷只是手稿，有人认为马克思自己已经发现了一卷和三卷之间的矛盾，所以，这部耗时40年的巨著没在他生前全部出版。将心比心，40年的心血变成一个逻辑矛盾，有谁愿意自我否定呢？马克思尚且如此，不要过高要求郑永年好不啦？
　　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在北大时，发现大家对陈岱孙老教授十分敬仰，我也感觉他为人特别好，但我认真研读了他发表的唯一专著《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敬仰起来。这些大学问家，逻辑糟起来，那真的不是一般地糟啊。马克思、陈岱孙、郑永年，我认人只认逻辑。群众认为伟大的人，在我这要经过欺佛踢圣的关。
　　3，郑永年的大麻烦在哪？
　　当郑永年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郑永年的大麻烦就来了。我当然知道郑永年说过，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搞出了不少劣质民主，这些我们都看得到。但新加坡的的确确是非西方民主，郑永年最多只能说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西方民主。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最关键区别是什么？民主四条中的多党竞选和分权制衡，可以象新加坡那样硬作假，所以，区别的关键是第三条：自由舆论，包括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结社自由最重要（知道轮子功不灭不行了吧？）。
　　新加坡的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差的一档，相邻不太远的菲律宾，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好的一档。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状况完全无法与新加坡比美，所以，许多人也象郑永年那样，说新加坡的好，接着还说自由舆论的不好。我自己也这么说过，我甚至也在民主的概念上含混过，但我主张知错就改，我主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西方民主就是西方民主，不是就不要死撑，别混，老老实实称之为非西方民主，因为称为专制是不大好听。
　　郑永年的大麻烦就在于，他想一箭三雕：一是不好听的专制他不用，二是好听的民主他要，三是最实质性的自由舆论在民主里他不给。得，天下数你最聪明，好东西全是你的，高调子全是你的，然后别人想要的自由舆论你就是不管，并硬说那东西不好，根本不管人家好不好都要的愿望。
　　郑永年著作等身，但他居然说：民主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奇怪，没有自由舆论，还有竞争可言吗？谁跟谁竞争啊？李光耀和李显龙自己跟自己玩吗？另外，给民主加上结果好的含义也要特别小心，西方民主讲程序正义，东方民主才讲实体正义。东西方民主一锅粥煮，这样不好，要么是脑子不清，要么是故意脑子不清，总之不好。说着说着，就到了我认为的民主研究者必须过的两大关了。
　　第一关叫做政治自由关。我认为，否定西方民主的统一性不是郑永年这样的民主有益论者的疏忽，而是他们对一个根本性的民主难题的理论回避。这个理论难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政治自由（自由舆论）的开放性及其后果？
　　这个理论难题，其实正是在策略上批评、但在价值上认同西方民主的所有民主有益论者的困境。由于回避了这个难题，郑永年无法告诉我们，多一点即便是虚伪的政治自由有什么不好？又为什么不好？因此，郑永年也就无法用一国一个民主模式去说明没有政治自由的新加坡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原因很简单，你用结果好是无法服人的，西方民主的真谛是过程好，是好的过程让人好好看，何况结果好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好，除非你象李光耀那样出来说：我说好就是好，争什么争？
　　我自己用民主公地悲剧解释了这个政治自由的难题，但这个理论现在似乎还没人能懂，这里不提了。
　　第二关叫做民主操作关。由于我自己坚持冷酷实证，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类型的民主，所以我对这一关没有发言权，只有评论权。民主操作关说的是，如果象郑永年那样回避西方的政治自由问题，民主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民主的价值、民主的条件、民主的策略等等都变成了一笔糊涂帐，是一个强权说了算的操作问题。要害之处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其区别和好坏就变成了永远扯不清的问题。
　　我注意到郑永年经常对中国的民主指指点点，可由于上述的逻辑问题，我发现他的几乎所有规范主张都是有问题的，他的著作里也只有实证的部分是可取的。在我看来，郑永年的民主理论不是有助于弄清，而是进一步地搞乱了中国人的思想。本来中国人可能只有一个西方民主幻想，现在又因为他这样的学者而多了一个东方民主幻想。郑永年功不可没。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郑永年最大的麻烦，是让人们永远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晃悠、永远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晃悠、永远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晃悠、永远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之间晃悠。仅此而言，他跟中国的任何官方学者没有任何区别（例如俞可平最近的民主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当然，比这个麻烦更大的，是郑永年不怕麻烦。反正人活着，有的只是不同的麻烦。
　　都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政治家，郑永年的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就是传说中不可避免的学者的政客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