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善彥：在核能意外争议中，导入战后史的视野

　　最近有一支迅速流傳的紀錄片，那是1994年NHK拍攝的引进核能发电的背后冷战下的对日核能战略（原発導入冷戦下対日原子力戦略）。如主标题所示，这部片追溯核能发电厂如何做为一种国家方案在战后被引进日本。而正如副标题所示，这是依循着美国冷战策略而进行的。
　　现在日本正广泛讨论引进核能发电的战后历史。虽然过去这段历史曾经被部分地认知到，但如今我们应该透过这次的核灾将过去遗漏的环节扣连回来，把一些在这次灾难前未能清楚掌握的历史连续性加以厘清。
　　战后日本之所以将核电厂引入国内，是因为冷战的缘故。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特别是在1946到1948年间，由于社会上对战争的反省、普遍弥漫的决不让战争再次发生的民众感受，以及极度的贫穷，使得包括劳工运动在内的民众运动数量和规模都大幅增加。美国占领军和日本统治阶级都十分恐惧这种社会转变。美国的政策正是被这种恐惧所驱使，他们认为若让民众运动发展下去，日本就一定会共产主义化。
　　近年来对战后民众运动的评价一直过低。我在此虽无法一一详述，但正是由于在那之后革新势力的迂回与曲折，使得这些运动以及美军占领当时的状况都没有被好好评价。一些比较代表性的运动包括当时发行三百万份的大报《读卖新闻》的劳资争议读卖争议，还有被称为东宝争议的电影公司劳资争议，还有被称为阪神教育斗争的运动，抗议日本压迫在日朝鲜人所上的民族学校，这些朝鲜人民是因旧日殖民关系而留在日本。此外在1950年代还有劳工、农人和一般底层民众加入的大型民众运动。
　　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些运动都发生在当时社会的关键场域：读卖争议是在大众媒体，东宝争议是在娱乐工业，阪神则是在族群和教育议题。50年代的这些运动动员了无数的工厂劳动者。这种大范围的动员力量，使统治阶级的美国和日本政府恐惧不已。就在镇压读卖争议的过程中，读卖新闻的柴田秀利跟美国密切合作，主导在日本推动建立核电厂。
　　众所周知，日本在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两枚原子弹后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然而由于美国占领军的严格查禁，使得当时并没有关于原子弹的完整信息公布。一直到1952年日本签订旧金山条约之后，有关原子弹的信息才逐渐为日本人民所知。接下来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是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BikiniAtoll）进行原子弹水中试爆，试验当时，一艘名叫第五福竜丸的日本渔船在该环礁附近航行，结果船上23名船员全部遭到辐射污染。除此之外，在附近海域补到的鱼也被测出高度辐射量，这使得日本的反核运动如野火燎原般展开，形成一场范围广大的运动。
　　然而，基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那场有名的和平用途的核能演说，美国以逆向操作的方式响应这场反原爆和比基尼环礁试验的民众运动。美国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会兴起是因为日本处于极端贫穷状态，因此他们计划使日本在经济上富裕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更多能源，也因此需要在日本建立核电厂。发行量三百万份的读卖新闻正好是进行心理战的绝佳利器，以便扫除日本对核能的过敏（他们是这么认为）。于是核能发电厂的兴建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
　　然而1954年那时所测到的辐射量是我们如今在被污染的鱼身上所测到数量的五分之一而已，政府却反复告诉我们这些量是安全的。当时测到的辐射量还低于现在的时候，就掀起一场庞大的反核运动，因为大家都还普遍保有原爆的记忆。我们必须把当时那场蓬勃发展的运动放在跟其它加速进行的运动（特别是劳工运动）的关系下重新检视。我们对50年代的反核运动有许多解释，但却没有把它脉络化，放在跟更大范围民众运动的相互发展关系上来看。美国到底在害怕什么？这个问题在这整个方案中特别关键。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真正影响被隐匿起来不让日本人知道，但美国却在广岛建立一个名为原子弹伤亡委员会（AtomicBombCasualtyCommission）的机构，观察被原爆辐射波及的受害者状况。这个机构只是进行观察，并不是以治疗为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军事目的在观察原爆后的人体状况。该机构后来改组成辐射效应研究基金会（RadiationEffectsResearchFoundation），许多现在出来反复强调核灾之后辐射标准安全性的学者，都是曾跟该组织有关系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会因为某个学者是广岛或长崎的，就光凭这点对他们感到信任。然而他们几乎都没有提到的是，广岛、长崎的原爆受害者主要受到的辐射形式是内部与低量辐射暴露。辐射和辐射物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辐射物质牵涉到透过饮食被摄取到人体内时会怎样，而低量辐射则是无论量多少都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人体造成影响。对这两种辐射形式的定义一直都有争议，特别是在对原爆受害者的认定、厘清因果关系及赔偿方面。虽然原爆造成的毁灭悲剧大家都知道，但有关内部与低量辐射暴露的问题却并没有被充分认知。这是原爆生还者一直到今天都还如此痛苦的根源。
　　1945年之后，日本成为唯一经历过原子弹攻击的国家。然而这件事的实体和本质到底是什么，在日本最多只有一半为人所知。这次核电厂的事故，是否能让我们把被原子弹轰炸的经验跟核电厂事故的经验作连结，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战后历史和世界历史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核子武器和核能电厂是一体两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因子，不可能切割开来看。这次核灾中，不止日本人，连许多国外组织都指控东京电力公司秘而不宣的态度，还有公开讯息时的缓慢。诚然东电的作法非常可议，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核能工业的技术是在发展核子武器的过程中产生的。如StephanieCooks在《在凡人之手：核电时代一段值得警惕的历史》（InMortalHands：ACautionaryHistoryoftheNuclearAge）这本书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在曼哈顿计划中看到间谍阴谋的可能性，而核能技术的本质就是军事技术，因此才会弥漫着秘密主义。打从一开始，军事成分就内在于核能工业，因此这项技术注定要在曝光和不曝光之间摆荡，即便是打着和平用途的核能口号也一样。除此之外，这项或明或暗地规定了冷战结构的技术，更是以心理战作为其核心战略，正如冷战历史所证明的一样。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国际核能资本主义。
　　日本随着两枚爆发的原子弹进入战后时代，而如今的核能灾难则使日本经历到战后从未有过的巨变。战后的日本存在于核能的这两种面貌之间。但在战后初期，它也经历到民众运动的兴起。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战后对抗核子武器和核能的运动成果，不只是在日本，在世界范围也一样。我们必须从现今灾难的视角重写我们的战后历史。有无限的机会和资源可以让我们进行这样的事，只有透过从过去学习，一个不同的未来才可能浮现。
　　（林家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