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抱怨一族与文化转型

　　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转换、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希望、活力四射的时代。当火炬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让我们记住孔子二千多年前的教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努力
　　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所谓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世界本来就没有桃花园，我们就生活在矛盾、困惑甚至是痛苦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越来越爱抱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到现在开宝马住豪宅的人不舒服、位高权重的人也不高兴、下岗失业穷困潦倒的人更不满意，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怨言，都认为自己吃亏了，大多数人觉得“郁闷”、“没劲”、“活着真累”、“做人太难”，而“忧郁症”、“亚健康”、“悴死”和“自杀”则时有发生。
　　中国人爱抱怨的历史性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悲壮的近代史，就能够理解中国人悲壮的性格。在漫长而悠久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一路领先，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直到清朝乾嘉时期盛世不断，铸就了中国人天下中心的自信。然而，当工业文明的战舰渡洋而来，我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开始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追求。从1840年算起，中国近代史基本三十年一变调，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感觉是技不如人，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开始了物质文明的追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一连串失败，中国人进入制度层面的反思，开始模仿西方的制度，康有为提出“君民共主”、谭嗣同提出“主权在民”、严复主张“民主政体”，最终以六君子惨死菜市口结束了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彻底挫败了中国人的自信心，我们进入在整体文化上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是迎来德赛两先生，打倒自家的孔家店，要彻底改头换面了。
　　从那个时候起，洋鬼子逐渐变成了洋大人，西方（以后更多的是美国）这面“现代化”的镜子，中国人越照越自卑。从中体西用、中西并用，再到全盘西化，中国人的自豪感丧失殆尽。在以后的几个三十年演变中，通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换来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又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文化带来的自卑感已经深入骨髓。我们生活中不仅一度充斥着洋车、洋房、洋火、洋油等无数的洋，而且在观念上牢固树立了东不如西、中不如外的思维惯性，“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老昏病”、“酱缸文化”等自轻自贱成为一种习惯，“人家外国如何”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对国家民族事不关已的批判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一些喝狼奶长大的所谓知识分子，将全盘西化、“最好殖民三百年”的文化自残当作一种梦想。
　　在历史视野下的抱怨，既有阿Q“我们祖上也曾经辉煌过”的自欺欺人似的留恋，再有九斤老太面对时代变化“一代不如一代”的迷茫和失望，也有鲁迅《狂人日记》字缝里的“吃人”似的反思和纠枉过正、怒其不争的焦虑，还有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壮和无奈，更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人的奋斗和牺牲。就是在这些抱怨和探索中，中国跌跌撞撞地行进在“现代化”的追赶道路上。
　　中国人爱抱怨的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结构，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团体的温暖怀抱里，既受到严格看管，也受到严密的保护。父母和家庭是第一层保护圈，还有亲戚朋友乡党甚至国家构成的完整保护层。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社会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就像平静的水面投进一块石头，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水波纹，以我为中心层层推开，每个人总是由大大小小的圈子包围着，既看管又保护。的确，正如我们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样，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总是有东西可靠，而且我们的文化并不主张特立独行。从小学的评语开始，第一条就是团结同学、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文化的基本评判，重在培养社会成员的合作精神。尤其是在当今的独生子女时代，一二四的家庭结构，让人们对孩子的呵护更是无微不至，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口里又怕化了。不仅培养出一代温室里的花朵，更养育出一代权利和义务失衡的怪物，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要自我不管他人，外貌强壮内在虚弱。他们生长在温暖如春、有求必应的家庭环境下，而社会却为他们预备的是另一个极端相反的背景，他们毫无准备地进入到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这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惊惶失措带来人格的分裂、疲于奔命带来功利的流行、急功近利带来理想的丧失，他们自然会抱怨父母、抱怨家庭、抱怨学校、抱怨社会、抱怨政府，成为抱怨一族，也会产生啃老一族、无用一族。
　　在民族性视野下的抱怨，实质上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艰难转型。从缓慢和谐的农业文明，向快速竞争的工业文明的转变，首先是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变，从崇尚公平向追求效率的转变。一方面我们讨厌“婆婆”的管教，另一方面我们又留恋“婆婆”的保护。就像许多人顺利的时候高喊“找市场而不要找市长”，出了问题就一定会找市长找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万能的政府已经越来越无能，但却仍承载着人们的期冀，也就成为无限责任的政府。抱怨中浸透着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和希望，当然也包含着人们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迷茫和无助，又岂是独生子女一代的困惑？
　　中国人爱抱怨的现代性
　　快速发展带来的现代化成果，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完美，更多表现出物质和精神、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失调和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成就无人能够否认，我们正在告别吃饭穿衣的温饱层次，进入到一个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阶段。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后，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的动荡期，中国现在正走在这段坎坷之途，难免要颠簸不平。正如有学者比喻的一样，现代化发展就像一场残酷的马拉松比赛，总有人跑在前面，更会有人不断掉队，甚至被淘汰出局。如果我们只把人类社会发展，看作是一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竞赛，必然就会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掉队甚至淘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都会越来越紧张。我们得到的越多，反而越不满意，越活越累。
　　“和谐社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追求。其实所谓和谐社会，无非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在这个时代，加大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选择，早已不是政府“分配”，应当说比过去更有合理性。但自我选择的结果，在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加剧了个人的风险。而我们长期是在家庭和社会的温暖中成长的，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方面要彰显自己的独立，另一方面却脱离不了家庭的支持，于是一面高喊独立、自由和人权，一面埋怨他人、家庭和社会，“各安其位”就出了问题，人人似乎都被大材小用了，所谓人比人气死人。成功、卓越和爱情本是人类的基本理想，但成功被简化为暴富巨富，卓越被简化为高官要职，而爱情更被简化为帅男靓女，当理想失去内涵而只有外壳时，就变成了急功近利的旗帜，指导着人们无谓地冲锋陷阵，到头来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转换、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希望、活力四射的时代。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六十年的奋斗，巨人中国又重新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当火炬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让我们记住孔子二千多年前的教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努力。21世纪的中国，应当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