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邦：禁止儿童乞讨必须建立国家监护制度

　　解救乞讨儿童事件持续发酵，人们在解救乞讨儿童的现实操作中，遭遇到一些麻烦，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难以甄别乞讨儿童到底是不是被拐卖儿童，如果乞讨儿童是组织者自己的亲生子女，会给解救带来法律障碍。因此，立法全面禁止儿童乞讨就显得至关重要。近日的媒体报道：于建嵘教授等人将在两会建议立法全面禁止儿童乞讨。
　　毫无疑问，本该在学校里求学的儿童却被驱之于街头乞讨，本来就损害了儿童的正当权益，已经为文明社会所不容，以立法的形式全面禁止儿童乞讨，自然符合司法正义，也是文明社会应有的题中之义。然而，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在立法方面，仅凭禁止儿童乞讨“单兵突进”，并不足以让乞讨儿童走出困境，建立国家监护制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套”措施。同时，建立国家监护制度，不仅在保障乞讨儿童福祉方面意义重大，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想到国家监护制度，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刮痧》。《刮痧》讲述一对中国夫妇移民到美国的故事，其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他们的儿子有一天生病了，结果孩子的爷爷不懂英文无法带孩子上医院，就帮孩子做了刮痧治疗，最后因孩子刮痧后身上留下青紫淤斑，被美国儿童监护部门认定为“虐待”儿童罪，剥夺他们对儿子的监护权。其实，在外国，依法剥夺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有关的案例，我们透过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也看过不少。虽然说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但我们也不难看到，在未成年人不能获得有效监护的情况下，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改由国家行使监护，这样对于那些受到父母虐待、遗弃等悲惨遭遇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一种最好的庇护。
　　乞讨儿童相对来说人数并不是很多。放眼全国，为人父母者没有尽到监护之责，或是对子女放任自流而不加管教，或是让子女四处流浪而不管不顾，或是对子女动辄拳脚相加百般摧残，诸如此类威胁子女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的情况，却是大有人在。如何从制度层面，从司法保护层面上，对那些不能对子女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的不合格父母进行刚性约束，确实值得政府、立法、司法等有关部门深思。
　　可是，我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虽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监护问题作出了诸多规定，但在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方面，还是缺少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也鲜有具体的审判案例，使得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能悬在空中，无法落到实处。
　　为了让每一位未成年人都得到有效保护，特别是为了防止乞讨儿童这样的悲剧重演，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建立监护人监督制度。对诸如未成年人权益已经受到侵害的，父母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父母对子女放任不管的，父母非常贫穷的，等等“非正常”家庭列入监督视野。一旦发现此类家庭中出现父母对子女监护不力，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等情况，及时予以制止，责令家长予以改正，对那些不具有监护资格的父母，必要时应该强制剥夺他们对子女的监护权。
　　其二，确立国家监护制度。对那些不具有监护资格的父母，在剥夺其监护权后，改由国家承担监护责任。当前情况下，确立国家监护制度，应该将代表国家的民政部门监护职责具体化，并且国家应该拨付专项资金。
　　其三，制定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法律。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快乐健康成长，是文明社会的应有追求。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应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建立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