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音乐的“背景“与“去政治化”

　　在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期间，青年钢琴家郎朗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中国主席胡锦涛举行的宴会上演奏了具有“抗美援朝”背景的《我的祖国》，一时间众说纷纭。赞赏者激赏其“民族主义”，批评者严责其缺乏必要的外交礼节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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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郎朗对此做出一系列反应。他通过《长江日报》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误读这次演奏，“别把艺术的选择泛政治化”，选择此曲，是因其“旋律优美，适合宴会演奏”。（“郎朗通过本报回应：别把艺术选择泛政治化”，2010年1月25日《长江日报》）他还特意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用英文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表示自己是从旋律、情感表达以及国人对曲目的熟悉程度上选择了这些曲目，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接受美国NPR广播电台采访时，他说自己对《我的祖国》的背景一无所知，只知道是中国很受欢迎的曲子而已。
　　我相信他是诚实的，对这个曲目的“背景”，确实一无所知。因为他早在14岁就到美国学习音乐，之前在国内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学钢琴。我国艺术院校深具“特色”的教育体系，使学生小小年龄就接受一种“特殊”的专业教育，实际畸形发展。对此，一些资深音乐家、尤其是音乐教育家早就提出批评。黄飞立先生是著名指挥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管弦系教授、系主任，创办指挥系后又任该系主任，他批评说现在学音乐的学生视野、知识面过窄：“比如他学钢琴、学小号，往往就顾着他的独奏，除了课堂以外，其他专业有些什么作品、有哪些文献，大家关心得比较少。有一次我去听某乐团的招聘考试，居然有音乐学院的学生一个片断演奏下来，好像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作品。再比如，曾有一个美国小提琴教授来音乐学院访问，听了学生的演奏之后，问了好几个问题，都是关于这作作曲家的其他作品，那个学生几乎都不知道。教授回过头，对翻译说：‘这个学生缺乏修养。’翻译都不好意思把这句话翻出来。我不知道其他高校怎么样，大概也差不多吧。”
　　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黄先生40年代初期的学生、前中央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唐敏南女士的看法是：“现在是从附小、附中一路上来，接受严格、系统的训练，大海里淘筛子一样，一轮一轮地竞争，有时候也很残酷。但是在旧社会，许多学音乐的人都不是那样的。比如李德伦，他只在上海念过音专，相当于大专，并且没能念完。像谭抒真（我国小提琴教育的一代宗师、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兼管弦乐系主任，引者注），黄先生等等这些人，包括聂耳，这些人都没有上过专业的院校，都是从爱好音乐起步。首先是喜欢，后来由于种种机缘，逐渐走向专业，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了名教授或者大名家。”
　　黄飞立先生本人就是当年沪江大学生物系医预科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主要是带实验课，准备实验化学材料负责做标本，甚至做非常危险的细菌实验。他的沪江大学高两级同学黄永熙亦非音乐“专业”出身，后来也成了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黄飞立先生回忆说：“黄永熙大学读的是建筑，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博士，同时也学音乐，并且也拿了博士。其实，这在我们那一辈人中一点也不稀罕，许多业余搞音乐的人水平很好，因为太喜欢了，有些人就从事了这一行。黄永熙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在香港音乐界是很出名的。”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系副主任的吴灵芬看法更加激烈：“现在的音乐学院更像一个专门学技术的地方，文化课简直不敢恭维，有点儿瞎胡闹了：高考成绩低得吓人，只要专业好，其他学科一概不问，跟摆设一样。”但过去，“我的很多老师都不是专业出身：郑小瑛早年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金陵女子大学念的医预科；黄飞立是沪江大学生物系毕业；当时教配器、作曲理论的张肖虎，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作品分析的杨儒怀先生，现在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权威了，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外语系，念英文和德文，后来又在燕京大学音乐系读书；还有原来给我弹伴奏的赵来箐老师，那是能考上北大的主儿。”“所以我始终觉得，音乐学院这么个办法不行的。1990年我的女儿考附中，专业课考了95分，学校打来电话说：‘哎，听说你女儿考得不错，怎么没来？’因为我走了个后门，把她的成绩改成58分，让她死心塌地，留在普通中学里念高中了。”（黄飞立口述、文靖执笔：《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8271页）
　　以上诸位都是中央音乐学院德国望重的教授，自非虚言。中国音乐教育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皆是如此，14岁就从其附中退学的郎朗，在此场合“不知背景”选此曲目，应说情有可原。演奏者完全不知所奏曲目的背景，反映出现在教育理念、体系的深刻问题。如何改变，兹事体大，非此小文所能胜任。不过，作为国际知名钢琴家，而且经常参加、今后肯定仍会参加深具政治性的“国事活动”，郎朗自应加强自身文化修养。这次是他第五次应邀到白宫演出，而且，几年前李肇星先生任外交部长时，就曾夸赞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南方日报》记者在2005年末采访郎朗的父亲时问：“听说外交部李肇星部长都称其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郞父回答说：“没有人教过他在外交场合该怎么说话，但他在那些场合总是表现得得体、优雅，是和平友好又青春向上的中国人形象。今年11月11日，胡锦涛总书记访问德国，德国总统特别邀请郎朗在总统府出席欢迎仪式并演奏，他第一首选择的是舒曼的作品，最后一首是《保卫黄河》，胡总书记先后三度拥抱郎朗，全场起立为其鼓掌。我们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中国大熊猫一千只，郎朗只有一个。第二天李肇星部长去酒店看郎朗，郎朗还在睡觉，李部长就留了张纸条：郎朗小朋友，感谢你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太喜欢你了！”（“郎朗是天才，我不是‘赌徒父亲’！”，《南方日报》200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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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次小小风波，年轻的郎朗肯定意外，且不无委屈，因此通过《长江日报》表达了“别把艺术政治化”的诉求。为此，《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音乐具有超越性》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认为：“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有一种优于语言的表达能力，它挣脱了语言的屏蔽，使不同语种的人们能在音乐的空间里理解、交融，释放出新的活力。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曾多次重复过：‘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好的音乐家，不会在纯净音乐之上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内涵。”“正是这样，柔情的《北国之春》才能在复兴军国主义最浓烈的时代人人传唱，美国人可以把独立战争时英国人讥讽美国人的《美国佬》当做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夜来香》也不会因在歌厅给侵华日军唱过而遭到国人的厌弃。这是音乐超越了政治解读后的魅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朗朗不过演奏了一段中国乐曲，它的时代背景和歌词内容，其实已是历史，不必成为现在的话题。”无论旁人赞同与否，“音乐具有超越性”自是一家之言，但这一逻辑要彻底并不容易。试想，如果日本领导人来华访问，中国领导人举行国宴招待，席间一位日本音乐家演奏《支那之夜》之类的曲目，不知国人是否也能以“不过演奏了一段日本乐曲，它的时代背景和歌词内容，其实已是历史，不必成为现在的话题”对待。
　　确如《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说：“好的音乐家，不会在纯净音乐之上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内涵。”不过，《长江日报》又强调：“岁月流逝，容颜易老，但曾经感动我们的歌声，经久难忘。为庆祝共和国60华诞，武汉万科联合本报共同主办‘万科红歌会我为中国唱’活动。”“红歌会的火爆，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缅怀，更是一种红色精神的回归。红歌的传唱，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今社会的人们一些精神上的缺失。”“红色歌曲传递着一种精神，越听越亲切，越唱越有劲儿，它们让人感动，带给我们勇气。”（“武汉万科联手本报，大家一起唱‘红歌’”，2009年9月11日《长江日报》）“1958年12月，由两百多名将军们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用嘹亮的歌声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那质朴而又充满豪情的歌声唱出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半个世纪后，将军的后代们带着对父辈的怀念和敬仰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立志像父辈一样用歌声传承着爱国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将军后代合唱团，下月来汉放歌”，2010年1月28日《长江日报》）
　　宣传“唱红歌”的意义时，强调“音乐之上”的各种“意识形态内涵”；而为郎朗此次选曲辩解时，则强调不应“在纯净的音乐之上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内涵”。其实，各种观点自有理由，但逻辑自洽，应是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