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文：经历了2010年的中国，我们的社会会变好吗？

　　2010，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变得更糟，恰恰是问题的曝光帮助了人们看清道路究竟在何方。当人们可以看到旧规则的天然缺陷，可以看到一种新规则的确立所需要的社会动力从何而来，这本身就是值得期许的未来和希望。
　　2010年似乎是戛然而止的。
　　2010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与太多的新闻事件没有让人看到结尾有关，还与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不太美妙的预期有关。
　　从问题疫苗到性早熟奶粉，从连续不断的杀童，到连续不断的强拆致死，从工人的自残自杀，到早已麻木的矿难，还有那场莫名其妙看不到真相的大火，剧烈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问题一而再再而三轮番上场。
　　新闻可能很难决定历史应该如何书写，但不断重复的新闻事件可以展示历史的隐性逻辑。学者于建嵘，从拆迁角度观察社会，将2010年之变归结为规则底线的失守。因为一项“增减挂钩”的政策，基层政府强拆从城市郊区扩展到了边远乡村。基层权力表现之急迫，也前所未有，那些掠食者们焦急地要搭上最后一趟列车。
　　规则底线的失守还表现在，极端社会问题个案在引起舆论关注之后，也往往不易得到彻底纠正，社会问题的复杂程度正在不断发酵的过程中产生大面积的情绪高压。必须承认，经过多年的历练，一直在“努力提高执政能力”的地方政府在应对棘手事件上已经游刃有余，信息的公开已经逐步展开，对民意的回应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一些机构心不甘情不愿，遮遮掩掩，所引发的尴尬、怀疑与对抗仍在各地频繁上演。
　　在2010这样一个高通胀的年份里，人们盼望着生活的稳定，福利的提高与幸福的持久。而“社会建设”从没有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那般，受到自上而下、从官方到民间的集体重视与寄予厚望。从引领慈善风潮的电影明星，到积极从事社会服务的残疾人，从司局级官员转行进行公益尝试，到民政部门主动向社会组织寻求支持与帮助，从集体民意渠道的拓宽，到个体网络意见的表达，各种利益群体和社会力量的网状结合也从没有像这个年份这样汹涌而出，却又得到来自最高决策部门的期待和政策层面的积极支持。
　　这是一个有人已停步不前，有人却想大步流星的年份，这是一个喜乐与哀怨并存的年份。在这个戛然而止却终须总结的年份，必须追问的是：经历了2010年的中国，我们的社会会变好吗？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政治社会转型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城市化会推进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协作水平不断提高。上海大火之后，包括党政主要官员在内的上海人集体有序无声的悲伤表达，说明了市民社会必将在原有的游戏规则基础上打出新牌。那种低调的集体悲伤，隐藏的是无限的力量，即使在不改变规则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也会释放出更多社会更新与变革的压力。
　　政治发展从来都与新技术的运用分不开，技术带来的讯息聚合，会影响社会的公共议题设置，从而向公权力提出诉求。2010年微博新技术平台的火热，增添了一种成本风险更低廉、信息传播更便捷的手段，甚至在2010年数次公共事件上发挥了舆论起动者的作用（江西宜黄事件、上海火灾献花事件、“知识分子吃什么事件”）。对于微博（国外为twitter）的作用，国内与国外均出现层次不同的讨论。网络异议者的标签越来越不重要，微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层级化组织系统的风险，更像一种自由联合体，从网络上的集体行为到网络下的实际作为，理论上只有一步之遥。
　　微博表达，在2010方才刚刚起步，在随后的时光里，它将在博弈之中不断调适。它所形成的压力可能在无形之中被化解，更可能激励更多的社会创新造福于时代。但不能否认，即使是微博所推动的议题，其门槛也越来越高，这是信息传播的规律使然。真正让人们得以聚合的，不是技术而是利益关联度。乐观的人们应该理解：在浩瀚的微博信息海洋中，除了个别“圈子”（如出于信息交流的媒体圈），在更大的范围内，博友之间仍处在“弱联系”之中，利益关联度很低。
　　可资参考的是：在关于邻国韩国的政治转型研究中，人们常常有一个共识，韩国转型有着天然优势，那是一个相当同质化的民族，人们的行为模式更加趋同，也就是整个民族存在较高的利益关联度。但不得不说，韩国转型的成功也与该民族的献身气质精神有密切关系。在韩国工人出现因为不满劳动环境而自残自杀事件之后，他们的大学生主动应聘进入工厂，为工业领域中的经济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社会多元分化，又该如何寻找这样的利益关联度，以及实践的热情呢？
　　1917年10月，梁漱溟自长沙返北京，沿途所见，他写下一篇长文，字字泣血却又不甘沦落：“吾曹其安之乎？吾曹其安之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幸运的是，经过2010年，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和苗头，新技术平台的日益成熟，为更多的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可能，不断从四处涌现的力量显示出人民已经在体现担当的勇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积极行走。
　　即使是那些常常被人们误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甚至也有了相当大的空间。与底层打成一片的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等等，甚至包括为改善工人劳动收入条件而扎实调研的学者学生群体，那些积极并愿意为公共事务担当的人，在2010年里，莫不以理性的方式在努力实现着“星火燎原”。
　　确立新的协商民主规则
　　从梁漱溟100年前的“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再到今天的“这个社会会好起来吗”的命题，中国文化的精神整体还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总是想让事情好起来。历经百年的努力和洗礼，今天情况肯定比百年前要好。在2010年末、2011年年初这样的时间段重谈理想，不再是谈什么大词，而是真正一点点的改良，发现真问题并愿意身体力行。
　　从这个角度说，再回顾2010知识界的汪晖事件，大可不必再去坚持那些愚蠢的阴谋论、动机论，搞无聊的派系划分，已经清醒的人们首先所追求的是一种学界新规则的确立。
　　一种新的规则体现在公共领域，那就是抛弃拒绝承担责任、拒绝犬儒主义，就是通过积极的公共参与实现程序民主。公共领域的议事规则就是设计便捷的渠道，让各方公平参与，公开透明，体现民众意志并让民众意志真正得以尊重，也就是实现实质民主。
　　在未来的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公共事务所遵循的程序，均需要政府、资方以及民众进行公开讨论。以影响民生根本的新拆迁条例为例，它不仅仅需要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更需要的是公开的立法听证等程序民主。
　　增量民主是可取的路径，从低风险考量，首先需要寻找程序民主的增量。如果更多地采取征求意见、立法听证等等协商式民主规则，与现行的制度设计有众多契合之处，将可以让现有的制度更快地有效运转起来。协商民主新规则的基础，就是政府愿意与民众协商，并设置通畅的渠道。从风险成本考量，要建立新的规则，可以通过上层对下层有控制的设计，改变中层、基层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例如，如果在土地政策方面可以进行大规模试点，那么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也不妨搞一些制衡权力、扩大公共参与的试点，相信试点的代价会比前者小得多，成效方面却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即将进入“十二五”发展新阶段的2010年，新的规则正在被迫切呼吁。这是一个各方不断出牌博弈的过程，而知识分子群体毫无疑问要起到发起者发动机的作用，因为这个新规则一方面需要扎实的调研，另一方面更需要为此承担风险代价，甚至包括个人利益的损失，因此也只有知识分子群体能够最先承担这样独特的功能。
　　同时，正如韩国转型所揭示的那样，单独一个群体的集体诉求，是孤力难支的，各个群体只有互相介入、互相参与、互相支撑，才能真正形成社会结构性的压力。每个利益群体除了自己的利益圈子之外，都应该尽量尽力主动走出去，与各个群体打成一片，最后才会形成势均力敌的博弈，也才有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形成。
　　为什么学者于建嵘担心规则底线会失守？因为这些规则本身就存在着天然的缺陷。2010年的新闻事件不过是使得这样的缺陷得以相对充分暴露而已。2010，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变得更糟，恰恰是问题的曝光帮助了人们看清道路究竟在何方。当人们可以看到旧规则的天然缺陷，可以看到一种新规则的确立所需要的社会动力从何而来，这本身就是值得期许的未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