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营销网络核心技术

　　在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企业在转型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困境。企业家们在战略转折点上到底该如何抉择？产业升级如何突破障碍和困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读。
　　第一财经日报：在产业升级背景面前，您觉得中国企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陈平：我们首先来看下各个国家产业升级的道路。最简单的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或者沙特，这些国家依靠卖资源，比如博茨瓦纳人均GDP高就是因为发现了宝石，但是这样的方式是不能持久的。
　　东亚主要是依靠卖劳力模式。
　　设计和核心部件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卖技术的方式，比如德国和日本公司依靠领先研发能力和品牌信誉出口生产线与成套设备，看起来这种模式利润很高，其实则不然。
　　当代规模经济下的主要竞争方式是通过卖营销、卖标准。它们才是利润率最高的环节。
　　中国应该要在各行各业掌握自己的标准，否则是没有市场份额的。微软的实力不在研发，而是靠掌握操作系统的标准获得垄断利润，来收购技术上比自己强的竞争者。
　　第一财经日报：从目前我国的企业来看，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存在哪些困难和障碍？如何突破？
　　陈平：第一，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障碍是企业单打独斗，没有规模效益和网络效益。像美国非常讲究网络效益，营销是网络，投资也是网络。比如天使基金和风险基金在评估项目能不能赚钱，不是通过学院派的专家或金融家评估，而是由行业专家们来评估项目的竞争力。
　　从农民变成工人再变成投资家，如果不学习美国的经验，永远只能被动挨打。我建议普遍发展行业协会，国外各大行业的公共服务和行业协会杂志都是由成功企业带头做，行业领军企业的创始人要勇于出任行业建设的带头人。
　　第二，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要改变思维模式，不要只重视降低成本，打价格战而不注重对营销的开发。如果只重降低成本，会导致在市场上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现在中国出口大都是低端价格，利润非常薄，原因就是营销网络被跨国企业掌握。真正赚钱的是靠营销。比如在美国市场上的家电产品，它们的牌子都是美国和日本的，生产地全是中国，但中国却只能赚到35的钱。所以一定要收购关键的营销渠道。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您说的要掌握营销渠道之外，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陈平：实现产业升级的两种可能就是掌握营销渠道和收购国外拥有核心技术的小企业。中国政府要提供支持，帮助企业收购国外的营销网络和有核心技术的小企业。现在美国大企业没多少原创性的研发，而是靠收购中小企业的创新。
　　如何鉴定这些中小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如何知道它们是否值得投资？所以必须有懂行的人才能知道，这个时候行业协会的各个专家就要出来发挥作用，而不是靠那些只懂投资收益率的投资家来作决策。所以政府和行业协会一定要协调互动，学习日本行业合作的模式和风气。
　　第一财经日报：您说的收购国外有核心技术的小企业，其实也就是建议中国企业应该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您认为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源头是什么？
　　陈平：德国的产业为什么能在全世界领先？因为德国的技术教育非常好，而中国的教育都是为大学教育做基础的，技术教育非常差。而作为源头的大学教育又普遍研发不足。
　　德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它能后来居上靠的就是科学，就是研发型的大学。德国的科学研究不像中国大学以靠在国外杂志发表文章作为排名依据。中国研究的瓶颈其实就在这里。
　　另外美国的土地赠与大学也很值得借鉴，就是国家把大片土地赠与大学作为发展基金，不是只靠财政拨款，才得以长期支持大学的研发。所以我建议只要国资委把掌握的国有大企业资产拿一些出来，划分组建十几个大学的基金会，大学为主研发，和工业企业联合，实现制造业营销金融一体化的产业集团，整合上下游企业的协作网络，中国就会在十几年内成为十几个行业的领袖。
　　第一财经日报：您所说的组建大学基金会在现实中可行吗？要突破哪些障碍？
　　陈平：我认为是可行的。现在外部环境缺乏金融支持，银行只会抵押贷款。我认为一个企业可抵押的东西越多，说明夕阳资产越多，破产的可能性越大。但是现在中国金融业缺乏懂技术评估的人才，无法判断投资前景。因此大学基金会需要行业专家来评估项目然后进行拨款支持。美国州立的得克萨斯大学基金会、加州大学基金会和私立大学的哈佛大学基金会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基金，才能有美国高科技的领先。中国重点大学从财政部得到的支持不够发教员工资，如何能有世界一流大学？
　　另外政府扶持不应只停留在对个别企业家的个人支持，而是要体制性支持，我认为中央应该开放外汇管理，划出一定的钱来组建上海和若干出口大省的战略投资基金，用来收购国外的营销网络和核心技术小企业，支持国内产业升级。也可以设立上海战略投资基金，购买加州政府债券，交换条件是加州大学扩招上海的留学生，或者帮助上海的大学研究升级。这比央行买美国早晚要贬值的国债好得多。即促使中国高校研发升级，又打破美国的政治生态，让那些反华的议员所在的州资本出逃，而和中国地方合作的州能走出危机。国外的主权基金如挪威把钱投资在社保和基础设施上，中国的地方战略投资基金可以投资在教育和研发上。投资社保，假如企业丧失竞争力，股票照样缩水。只有提高竞争力，才能创造就业和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