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

　　自从国家竞争出现以来，就有两种发展模式之争。中国的秦汉之制，修长城、修运河、车同轨、字同文，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手”的典型。英美模式“看不见的手”主张市场主导经济发展，一度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国改革的潮流。苏联的瓦解更让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亦即“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问题是2008年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给两种模式的优劣之争出了新的难题：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如何定位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的调整方向？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河的方法是从试验中探索，避免了东欧苏联（以后简称苏东）轻易相信西方经济学权威、搞休克疗法和全盘西化所走的弯路。假如发展方向是过河，河的对岸就是当时中国赶超的西方大国，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仔细回想一下中国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不同时期过河的赶超目标，实际上是随历史潮流变化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过河目标是赶超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那时确实学到苏联建立基础工业的先进经验，但是并没有注意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的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开放以后，中国又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了，也借鉴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迅速发展了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大大改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生活水准。但是，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同时，同样没有注意美国和日本模式已有的局限。例如，羡慕美国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却未警惕美国的现代病；学了日本加工出口的经验，却没有注意日本在金融竞争上败给美国的教训，等等。所以，中国能否“观全局航海”，看清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潮流，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华文明能否再创辉煌的历史考验。
　　为了把握世界格局演变的大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果按联合国统计的真实GDP的增长倍数来看，世界GDP总量过去30年间增加了2。34倍。低于世界水平的依次是美国（2。33），巴西（2。31），日本（2。02），西欧（1。85），德国（1。80），东欧（0。99），俄国（与前苏联比较只有0。71）。高于世界水平的是东亚（3。31），印度（5。48），和中国（16。51）。虽然我们后面会注意到GDP测量的局限，但是估计各国的经济趋势目前还是重要的依据。
　　如何理解这一组数据？迷信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市场化，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还是市场化。假如此说为真，则原苏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当远远高于中国，因为他们不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远远优于中国，而且全盘引入西方的宪政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和土地彻底私有化，外贸和金融全面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然而，这些照搬西方药方的结果，是全面丧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巨额通胀和货币贬值摧毁了居民储蓄和社会保障。转型20年，东欧不仅经济发展停滞在转型前的水平，而且近20年来人口持续下降达23，远超过中国3年自然灾害人口下降约3的损失。东德约几千亿马克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后的净值为负，打破了东德居民企图社会分红的梦想。东欧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被跨国银行兼并，使得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如此大的社会财富转移，都在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合法程序掩盖之下。没有保护人民利益的主权国家，只有“国弱民贫”，何来“民富国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在于发展了健康的混合经济。不仅民营企业有巨大的发展，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而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大大加强了国际竞争力，才使中国没有重踏拉美依赖经济的老路。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明了“储蓄过剩”理论，把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归之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过度储蓄”，造成“全球（贸易）失衡”。他的理由是中国贸易出超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低利率的美国国债，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解决全球失衡的办法是美国增加储蓄，中国增加消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增加消费呢？伯南克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学习西方的现有办法：发展社会保障使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实行金融自由化和保护产权以吸引外国资本。他的忧虑在目前的全球失衡表现为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虽然承认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稳定有利，但是对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维持既有的福利制度不利。他主张的国际调整是逆转资本流向，让资本从发达国家重新流入发展中国家，并获取高回报，以支撑西方老龄化的福利社会。如此明显自利和自相矛盾的理论和政策，不仅成为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美国国会压迫人民币升值和打一场货币战争的理由，还成为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论据。按照克鲁格曼的分析，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仅能减少美国的失业，还会增加中国人民的福利。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其他刺激消费的主张包括：提高最低工资，鼓励独立工会加强与企业谈判的力量，推行法治以增加决策程序和降低增长速度。等等。似乎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成就不是带动全球脱贫的动力，倒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而西方高消费和军备扩张带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生的矛盾，却是发展中国家起飞带来的冲击。任何有常识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理解，解决西方老龄化社会的福利危机，是不可能让老龄社会增加储蓄和年轻社会增加消费来解决的，现实办法只能是老龄社会向年轻移民开放，否则只能加税或削减福利。欧洲政治家开始面对现实，美国政客却还在转移选民视线。奇怪的是，伯南克和克鲁格曼的谬论竟然能轻易左右世界媒体，连中国不少从西方教科书上而不是从历史经验学习市场经济的学者，也积极响应人民币升值和刺激消费的主张，其动听的口号便是“民富国强”和“藏富于民”。历史能证实他们的主张吗？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代表美国工业精华的三大汽车公司濒临破产，不得不“国进民退”，祈求政府救助。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垄断汽车集团，近百年来在市场份额、资本技术和全球销售网等方面都居世界前列，怎么会濒临破产？是输给中国的进口车吗？不是，是输给了在美国设厂的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汽车公司。为什么？他们劳工的工资水平相同，但是医疗和退休的负担不同。美国汽车公司的福利负担是后起的外国公司的2倍。因为美国垄断企业在高峰时签下的福利契约到面临国际竞争的挑战时便无法兑现。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福利制度比国家承担的福利制度远为脆弱。更糟的是，美国人均医疗成本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两倍，是日本和英国的三倍，中国的数十倍。为什么？日本、英国是公费医疗，成本最低。欧洲大陆的医疗实行双轨制，成本居中。美国的医疗体系全是私有制，其把公共服务作为盈利产业不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还和医院垄断共谋，人为抬高医疗价格和利润。美国司法鼓励医疗诉讼成为民事律师的巨大财源，美国医疗成本的40是行政和打官司的成本。美国医疗产业的“民富”导致“国穷”。就算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可能局部领先西欧和日本，如此高的医疗成本导致的劳工成本，如何能进行国际竞争？
　　要创造美国的就业，改革的上策是打破垄断，包括打破金融垄断以及医疗业的私有化和垄断。但是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连奥巴马的中策，即建立国营医疗保险公司和私营公司竞争的提案也通不过。奥巴马在“社会主义等于法西斯”的媒体舆论和众多暗杀威胁下退却，不但保留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不动，还要兑现全民医保的竞选许诺而扩大医疗黑洞，实在是下策。谁来买单呢？美国选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加税政治上没勇气，发债国内没钱买，除了明逼人民币升值、暗地收赖债之效外，美国的政客哪有什么办法为美国创造就业？只会许诺开空头支票罢了。
　　西方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化、市场化能保证最优配置资源的神话，对美国并不成立。要是美国公债利率低是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投资基础设施，而美国不投资基础设施呢？伯南克自己承认是美国鼓励消费的税收体制造成的。美国为了刺激短期消费来缓和经济萧条，立法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息可以减税，鼓励美国居民买不必要也付不起的大房子。寅吃卯粮，才有今日的全面危机。美国把失败的药方拿来推销给中国，行得通吗？
　　中国人要是像日本人一样迷信西方理论，放弃自己的竞争优势，无疑是自废武功。推行西方式的福利制度和法律制度，究竟是改善还是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工人的待遇，只有试验之后才知道。有趣的是，中国人总是会将外国经验中国化。毛泽东发明的农民游击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邓小平鼓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出比苏东和欧美还有生命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悲观地以为中国的农业、金融、汽车业必然全军覆没。然而短短十年，不但中国农业养活13亿人口还有出口余地，而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的市场价值超越美国银行业巨头，中国汽车的销量超过美国，中国的高铁后来居上为世界之冠。这说明中国既有“看不见的手”，也有“看得见的手”，两者协作成为“合作的手”，并没有落入西方政治角力的僵局。反观美国民主党统治国会期间，未能打破金融垄断，反而给金融寡头保驾护航，从而牺牲了实体经济恢复的可能。美国的大工会并没有代表美国劳工阶级的长远利益，令人深思。
　　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深谋远虑的。新古典经济学推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多多，不是科学的经济体系。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没有区分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没有区分健康消费和有害消费，犹如医生不区分营养与废物一般，如何能测量一国真实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举例言之，假如国人节制饮食，锻炼身体，则创造的GDP远低于高消费、现代病带来的医疗消费所带来的GDP，开赌场、妓院所刺激的消费远远大于读书、健身带来的消费。媒体报道的中国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造成的。价格差距扭曲了生活质量的真实。农村享受新鲜空气、食物和闲暇的生活质量与农民拥有的土地住房的质量并没有市场价格的估计。中国乡村的农民盖新房，每平方米的成本只有几百元，北京、上海新毕业的大学生如买房，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上万元、几万元，有多少人的收入能付得起月供？笔者上世纪90年代在北大当教授，分到的宿舍三室一厅的月租只有10元钱。究竟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太快了？还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成本或压力指数增加太快了？再说为什么大批农民工回乡？为什么大批城市退休职工到农村买小产权房？这说明大城市的生活质量，无法用名义收入的增长度量。
　　西方医疗成本的爆炸是西方福利社会瓦解的重要因素。西医发展的分析科学，用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分析人体，成本爆炸，却无法理解人的整体机能。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改为转变生活方式，学习中医和其他自然疗法，来避免和治疗癌症。要避免西医分析思维造成的医疗黑洞，中国如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整体论的养生模式，推广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应该能走出西方生活方式带来的现代化的误区。这就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协调发展。既要打破目前的温饱陷阱，也要突破英美模式过度个人主义的局限，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民富国强”或“藏富于民”的口号似乎极具吸引力，历史的现实却是“国强民稳”或“国泰民安”。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富”可以持续。中国有句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实世界几乎“二世而斩”。富起来的家庭后人，只要依赖祖先留下的遗产去买自己能力无法维持的享受，往往失去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是为什么英国等早期帝国先后衰落的原因。社会福利加速而非延缓这一退化的趋势。中国大城市中年轻人的奋斗精神，就往往不如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轻人。
　　中国文化追求小康，而非追求大富，是有深刻人生智慧的。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贤人，也不会追求西方时尚的炫耀消费。唐代的富裕吸引大批外国移民，最后国防都依靠雇佣军，以致国破家亡。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同样的命运。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主张把私人积累的财富大部捐给社会。
　　有人鼓吹金融市场是藏富于民的最佳工具。西方高税收高福利的代价是降低国际竞争力，但是金融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危害可能更大。美国过去20年的金融自由化，是加大而非缩小了收入差距。乌克兰经济转型时实行的市场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经济下降约60，通胀曾高达3000，货币贬值到7万分之一，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地大物博、科学先进的乌克兰居民的储蓄灰飞烟灭。没有负责任的主权国家谨慎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藏富于民”是神话而非现实。法国工人最近的大罢工无法阻止延长退休年限的法案。未来西方国家居民只能接受福利下降储蓄贬值的现实。除了重新振作，像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一样竞争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市场、什么制度能保持“民富国强”的持续。
　　中国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谓知己，就不能满足游历西方的启蒙家那样只注意西方的长处，也要向企业家那样注意竞争者的短处。西方的危机，就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要重视西方的教训，总结中国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找到科学发展的新路，包括建立更切合实际的经济学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作者单位：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