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诺奖的中国“情缘”和中国的诺奖“情结”

　　诺贝尔奖和中国的关系比较搞怪。你说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吗？迄今为止，已有11位中国人获奖，在诺贝尔奖5个传统奖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及和平奖项里，中国人有6人5次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人2次获诺贝尔化学奖，1人1次获诺贝尔文学奖，2人2次获诺贝尔和平奖。你说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吗？在11位获奖中国人中，8人具有美国国籍（其中2人兼有“中华民国”国籍即台湾居民身份，1人兼有英国国籍及香港居民身份），1人具有法国国籍，2人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是其中1人为所谓“政治流亡者”，1人为所谓“政治异见人士”在押犯。
　　诺贝尔科学奖中国获奖者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中（台湾）美双重国籍华人，1957年与李政道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中（台湾）美双重国籍华人，1957年与杨振宁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6年与一位美国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美籍华人，1986年与一位美国人和一位德国人共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0岁；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与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法国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9岁；
　　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与一位德国人和一位美国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59岁；
　　钱永健：1952年生于美国纽约，美籍华人，钱学森的堂侄。2008年与一位日本人和一位美国人共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6岁；
　　高锟：1933年生于上海，英美双重国籍华人，香港居民，2009年与二位美国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76岁。
　　诺贝尔奖最初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一些具有美国国籍的华人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著名的有杨振宁、李政道等人。这些人著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因为他们回国都受到了最高待遇，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接见了他们。著名“战犯”杜聿明甚至沾了女婿杨振宁的光，提前获得“特赦”。这些人获得诺贝尔奖只是证明中国人有能力获奖。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一点。但是，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似乎都不具有中国国籍（其实杨振宁、李政道兼有“中华民国”国籍因为不好宣传，普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其实国籍问题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是在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里完成的。如果他们在中国完成学习和研究工作恐怕就不会获得诺贝尔奖了。这就是这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给中国人带来光荣的同时带来了尴尬，因为他们证明的是，一方面华人是聪明的，另一方面中国却是落后的，起码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迄今为止没有贡献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此与我们“大国崛起”态势并不相称。我们拥有完全属于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还需要等待多久呢？
　　但是，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对中国的现代化究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呢？比如，杨振宁、李政道和钱学森、邓稼先究竟谁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杨振宁、李政道回到国内，恐怕得不到诺贝尔奖，但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反过来说，钱学森、邓稼先留在国外，也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但中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恐怕会因此被耽搁。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实际贡献的科学家，往往并不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在这个历史阶段里，获得诺贝尔奖是一回事，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实际贡献是另一回事。李四光摘下了中国人的“贫油”帽子、“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些巨大历史贡献，岂止一二诺贝尔奖可比？何况，中国人有几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根据近年来诺贝尔基金会解密的超过了50年以上保密期的候选人名单，1935年伍连德获得医学奖的提名，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1930年代赵忠尧发现正电子、1960年代钮经义等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都有充分理由获得诺贝尔奖，终未如愿。因此，中国迄今为止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不必特别遗憾的。在某个历史阶段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只会给中国人带来些许虚荣，不会给中国人带来多大实利。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他们的科学成就和科学贡献。
　　此外，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的科学成就和科学贡献，与其道德水准、政治立场也不能够相提并论，如杨振宁的私人生活、李远哲的台独立场等，为人们所非议。这说明我们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能够期待过高，即使是科学奖，获得过也不一定就伟大，未曾获得也不一定就不伟大。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获奖者
　　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法籍华人，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
　　诺贝尔科学奖大致可以价值中立，当然不免存在一些偏见。但诺贝尔文学奖却无疑具有价值倾向，甚至为意识形态所左右也都难免。据说鲁迅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根据近年来诺贝尔基金会解密的超过了50年以上保密期的候选人名单，胡适和林语堂倒是被提名了，据说后来还有许多人物。
　　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所谓“政治难民”，高行健当时已经加入法国国籍。据说，高行健得奖大半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而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当时中国大陆从政府到民间的主流舆论是沉默，也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声援，也有一些左派人士讨伐。其实高行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原本没有多大的地位和影响。1980年代，他的一些实验剧作如《绝对信号》《车站》等在北京剧场里流行，我不过有一点印象而已。他获奖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我几乎是读不下去，既没有读出他有什么文学成就，也没有读出他有什么政治立场，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我个人对于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深感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并不懂得当代中国文学，因为排除政治因素，高行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起码算不上第一流，大概也就是二三流的角色。获奖至今，普通中国人对于高行健还是不甚了然，这里或许也有政治因素高行健的作品没有被广泛宣传，但也没有被彻底查禁，多半还是文学本身，高行健的作品不像第一流作家的作品那样具有触动人心和人性的力量。
　　诺贝尔和平奖中国获奖者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生于青海，中国国籍，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刘晓波：1955年生于吉林，中国国籍，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5岁。
　　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比诺贝尔文学奖更具有政治倾向，不仅不能价值中立，甚至为意识形态所左右也都不免。迄今为止，诺贝尔和平奖评给了两个中国人，1989年评给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2010年评给了刘晓波。按照这一态势推论，人们猜测：凡是反共、反华出了名的大概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达赖是所谓“政治流亡者”，刘晓波是所谓“政治异见人士”在押犯。在两人获奖时，中国政府都表达了抗议。自由派基本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但据说内部也有一定的分歧；左派持谴责和反对的态度；普通民众不甚了然，不过为之左右而已。
　　达赖和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毫无疑问反映了诺贝尔奖评委会对中国的态度，他们以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估，主观上、客观上参与了“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但是排除这些政治因素，他们推举的这两个人也是有可斟酌之处的。达赖是一位藏族的宗教政治领袖，应该说对部分藏族人还是有一些欺骗性的，加上他鼓吹所谓的“非暴力”和“大藏区的高度自治”，把他作为一面旗帜还是有利于藏独势力的。中国政府对待达赖，基本上是既有原则，又有策略的，就是说，在基本立场上绝不让步，绝不容许藏独，分裂中国，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你愿意跟我谈我就跟你谈，你不愿意跟我谈我就不跟你谈，你若捣乱我就镇压，然后就这么耗下去，等你死了再说。因为达赖的转世灵童是需要中国中央政府确认的，达赖指定的接班人中国中央政府是不会承认的。班禅的转世灵童就是这样。如果达赖起码还有一些宗教传统作为政治资本，那么刘晓波纯粹是诺委会人为树立的一面旗帜。当年在中国文艺界和学术界，刘晓波以“黑马”著称。他坚持的“六四”立场和起草的《零八宪章》，还有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和分裂为“十八块”的言论都很著名。但是，即使在自由派中，刘晓波其实也不是公认的一流人物。当然，刘晓波“三进三出”，似乎比其他自由派人士更“韧性”，颇有一些“无赖”精神。这恐怕是诺委会选择刘晓波的主要理由了。但是，就像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恐怕也未必能增加多少他的身价。中国的政治就像中国的文学一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会因诺贝尔奖介入而改变其发展趋势。
　　我说诺奖的中国“情缘”是说诺委会成员一厢情愿地想象中国。他们以为给达赖一个奖就会鼓舞藏独，进而也会鼓舞疆独、台独等等分裂主义势力；给刘晓波一个奖更会鼓舞自由主义势力。其实任何分裂主义势力在当代中国都没有丝毫前途，达赖、热比娅、陈水扁等人都是见证。至于现今中国自由主义势力，以魏京生、方励之、刘晓波等人为代表，总起来说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依靠洋人，从而与民族情感相背离；二是依靠精英，从而与民众意志相隔膜。现今中国自由主义只有与民族立场、民众立场相一致，才有可能参与当代中国政治进程。
　　我说中国的诺奖“情结”是说部分中国人一厢情愿地想象诺奖。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绪反应，都过高地估计了诺奖的冲击力，也过低地估计了国人的承受力。星移斗转，时移境迁。高度紧张迅速被证明为毫无必要，普通百姓甚至都不知道获奖者乃何许人也。还有一些瞎操心、白费力想象，譬如说邓小平应该获得诺奖之类评论。其实，即使没有制止和平息“六四”风波的问题，邓也不会因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而获奖。果然某位中国领导人获奖之日，恐怕就是中国戈尔巴乔夫诞生之时。党下台，国解体，只有这样才算中了诺奖的意。
　　同样，我们没有必要为某领导人成了《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或者登上福布斯人物排行榜之类游戏而荣耀。用他者尺度来考量自我，自我必将在他者中迷失。这是为历史所充分证明的。
　　（2010年11月，余露、李明根据记录整理，并经作者补充、修改，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