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在国家管理上的根本分歧初探

　　中国和西方在国家管理上的根本分歧初探（中）
　　迄今为止，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都是以“效率中心”为第一准则。也许可以这么说，这种管理的本质是“只见金子不见人”，同时这些管理理论所探寻的目标，也只是为了解决部分行业和部分人们的需要。由于在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之下，富裕和发达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效率中心的管理注定也只能服务于全人类中的少数人。
　　效率中心的管理假定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在法律的管制和威慑之下，能够和社会目标和整体利益相一致，能够求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换言之，人们的无序性不会破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反而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这个基础完全靠不住，已经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证伪。
　　笔者试图探寻另一部分管理的特点，它与“效率中心”的管理具有根本不同的基础。实际上在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道路上，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具体的差异表现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积极效益和消极效益的管理
　　积极效益是指依投资而产生的收益，其特点是与投资的依存关系明确，而且收益集中易于管理，收益稳定可以进行准确预期，管理成本也低，这种积极效益可以与投资挂钩。典型的工商企业投资就是这一类型，其管理原则是以“效率中心”为第一原则的，微观机构的管理多数采用这一原则。
　　消极效益是指若不加管理就会产生损失的类型，避免损失也是一种最重要的收益。这种消极效益的特点在于：不是明确稳定发生的，而是具有概率发生特质，利益分散，管理困难管理成本高昂，收益很难与投资挂钩。典型的如防洪和抗旱工程投资，其管理原则是以利益输送和成本分摊为特点，宏观和战略管理原则与此接近。
　　一般而言，消极效益多依自然状态变化而产生，在生存空间广阔或者市场容量允许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放弃和回避特定自然不利条件的方式，变消极效益管理为积极效益管理，若无回旋余地则必须加以管理。
　　对于积极效益和消极效益，不能使用同一原则管理。美国亚利桑那州中央输水工程在建成以后，试图以积极效益的管理原则进行管理，要求工程具有经济自持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结果导致工程输水能力长期大部分闲置，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就是这样一个反面范例。而以色列的输水工程成效显著，是因为以色列农业人口不到10，而且接近欧洲市场，农业可以放弃低效率的粮食种植，而改成出口花卉和蔬菜为主要品种，单位面积的产值大幅度提高以后，输水成本（目前以色列每公顷水费支出为360840美元）的承受能力提高，实质是已经化消极效益为积极效益，所以其输水系统反而具有了规模经济的优势。
　　今天国内许多专家喋喋不休于节水种植技术，枉顾市场是否具有接纳种植品种转换的容量，不考虑消极效益是否具有转换为积极效益管理的条件，是一种非常有害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对水利事业实行“效率中心”的管理，正是我国水利设施失修和破坏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市场经济规律”不是没有适用范围的。
　　2、充分利用资源和效率中心的矛盾
　　资源的充分和合理利用，既不是单纯的积极效益管理，也不是单纯的消极效益管理，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在资源无限的条件下，可以按照积极效益原则管理，否则就应该更多地适用消极效益的管理原则。
　　西方在世界市场上确立了自己的工商业竞争优势，对世界资源利用基本上可以予取予求，本质上形成了一种资源无限的态势，所以可以适用“效率中心”原则，来进行国家宏观管理和社会资源配置。对于难以在世界市场上确立竞争优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立足于充分利用资源的消极效益管理原则，不能盲目跟风，否则无法达成自己的最优目标。
　　“企业自由”可以是西方社会的圭臬，但在发展中国家必须给予重大修正，否则会对社会的总体目标造成极大破坏。
　　3、公有制是对效率中心的反动和对“低成本运营方式”的突破
　　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由于生产效率低下，财富积累困难，农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风险需要绝对避免，新的技术探索、采用和推广困难，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
　　公有制能够在人均收入和生产率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基本经济单位的共同财富数量，提高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比较快地突破“低成本运营方式”的限制，迅速接受和推广新技术。私有制财产所有权的绝对化，不利于传统农村社会进步和涉及绝大多数人的民生进步，在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予以坚决限制。
　　余生也晚，对七十年代的情形才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当时农村确实发生一些非常可喜的变化。用电的普及、有线广播的推广、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双季稻、甘蓝型油菜品种、山上换种杉树、油茶、油沙豆等新的油料作物种植、机械脱粒和耕田，这些对于那些“言必称西方”的人士而言，也许是属于早就应该有的，但是在占世界人口14的国度里，大概是战国时期发明铁制农具（笔者是职业农民出身，曾经使用过的犁与战国墓葬出土的，没有本质区别）以后，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技术变化中的大部分。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这样的机构，而是今天这样分散的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恐怕很难设想这样的变化会顺利发生，并达到一个如此广泛和庞大的规模。
　　公有制的确立，能够大大增加单个经济单位的剩余产品，对增加基本经济单位的抗风险能力，对接受新技术新产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其实也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加快具有相同的道理，在私有制确立以后，富人开始产生，剩余产品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加强的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在生产效率极端低下的年代，确实是曾经有利于技术和文化事业的进步的。
　　4、环境质量管理是一种最重要的消极效益管理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影响能力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环境质量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一个必须进行优先管理的目标。
　　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优势，可以在交换中得到垄断利润，环境质量和发展目标在经济上是一对可以“兼顾”的指标。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没有这样的幸运，环境与发展是一对“两难”指标。并且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分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负担，早已不是秘密，往往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负担先于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提前到来，这更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两难”处境，环境质量管理的负担更重。
　　5、基本人道准则要高于商业自由
　　效率中心的管理只有在资源无限的前提下才具有普遍人道关怀意义，否则必须向基本人道关怀让步。发达国家在全球资源利用上形成的“唯我独霸”的态势，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维持在一个“不可持续”的发达水平上，中产阶级能够在社会中占据大多数，而对于全球60亿人口而言，这样的幸运国家和幸运儿只能是少数如覆盖15的人口或者更少。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结构和最终产品分配必须向人口的绝大多数倾斜，否则将会危及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这不仅仅是人道准则要高于商业自由，实质上是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得免于饥饿和匮乏的权利，要高于少数人先富快富的利益。
　　6、对发展的软制约的突破
　　技术和资金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是一种硬性制约，而人为的利益分配和协调困难方面的制约是一种软制约，通过改善制度和激励措施可以突破软制约。当前利益对长远利益的制约，局部利益对整体利益的制约都是最常见的软制约例子。
　　老子曰“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只有能够放弃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人，才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所以许多人认为《老子》这部书是一部兵书，而汉书作者则认为道家理论是“君人南面之术”，都是非常有道理的，该书确实第一次明确表述了战略原则和宏观方略与日常经验的根本区别。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能够为了民族利益牺牲自己（如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够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现在利益（如农民进行了几十年的艰苦义务劳动），确实是实现整体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唯一正确道路，西方和美国分别在六七十年代，最后不得不放弃与中国为敌的政策，就是这样一个范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样的国家和人们确实是难与争锋。
　　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多年里，对土地平整和改良、水利和堤防建设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几千年的成就积累，这其实就是突破了利益协调方面的软制约，在既定技术条件下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迄今为止，起源于欧美的管理理论，其中心法则都是“效率第一”。今天这种管理方式不仅远布世界，还扩展到宏观和战略层面，达到了它所不应该达到的地区和层面，其负面作用已经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尤其如此。
　　效率中心的管理，本质上是一种仅仅适用于积极效益的管理法则，其对于微观层面和工商业机构的有效性，基本上是不容置疑的，竞争的压力也已经证明对个人的行为是有效的。若希望效率中心的管理在国家管理层面起到正面作用，必须以资源无限为前提，在资源不是无限的现实中，只有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在竞争力和垄断价格的优势下，在局部取得成效。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处于季风气候的“灾荒之国”的中国而言，积极效益的管理始终只是国家管理事务中的一个部分，而对消极效益的管理必须在国家管理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而不是发达国家中的偶然和个别现象。并且由于需要更多地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需要突破“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制约，突破发展上“利益协调”方面的软制约，必须在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上作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由于根本条件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不能对发达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盲目跟风，否则只能是南辕北辙，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间，曾经以亿万民众的伟大实践，开创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管理模式，其中在一些最主要方面都突破了西式“效率中心”的窠臼，呼应了久远的中华文化源流，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由于现实政治的变换和精英主义者的个人幽怨，妨碍中国人对这一阶段历史经验的正确认识。回到历史的真实，正确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将有利于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二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