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社会戾气的产生与传导

　　编者按：当社会戾气加重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不安。毫无疑问，这是对社会建设和个体生活的挑战。本刊邀请清华大学《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帮助读者厘清其中的缘由和机制，并促进理性探索。
　　暂且抛开不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观不谈，如果一个人不惜孤注一掷、以命相搏，或者决定了断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必定是出于深深的绝望。绝望的人多了，社会戾气的增加也就不足为怪。近些年，种种突发的暴力性事件，都让人们对此感同身受。问题在于，个别人的绝望可以归咎于个体心理障碍、人格缺陷、遭遇奇特甚至运气不好；而若许多人绝望则一定是社会有了毛病。
　　首先，行政与司法腐败，权力不作为或胡作为是引发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利益分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人们的种种利益诉求和表达既是争取或保护自身的权益，也同时表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而面对利益诉求和公正要求，权力部门和执法部门如若不能合法、正当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这点我们在后面会继续论及。
　　而对于弱势者来说，行政与司法失当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理性的、非暴力的、法律的道路能够走得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以极端方式解决。但现实中，事实却再三向人们展示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己的绝境。
　　因绝望而诉诸暴力还缘于怨气无处发泄，怒气无从释放。在利益冲突加剧、社会不公明显的情况下采取的高压“维稳”，常常导致愤怒和绝望迅速升级。如同我们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中指出的：基层政府经常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阻止和压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这样，无论是信访还是报刊，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成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
　　同时，当维稳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那些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能有利于理顺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搁置，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出台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做大，甚至社会对其失去应有的制约。
　　高压维稳还会形成一种“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当整个社会被维成一个高压锅的时候，暴力的突发几乎难以避免。
　　公信力丧失，是戾气的产生与传导机制。在一个充满戾气的病态社会中，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社会信任不复存在，特别是公信力丧失，而且越是来自官方的、专家的、权威的消息和说法公众就越是不相信。
　　信任结构崩塌带来的明显后果首先是社会交易成本激增，社会交换和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进行。这样的市场环境、社会生态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因为即使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艰涩不堪，处处是陷阱、防不胜防。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
　　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保证契约信用关系和规范的市场，人们只好诉诸暴力，以暴力维持秩序，或者依靠暴力组织得到保护，而这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正如孙立平所分析的，在这两个以意大利黑手党活动猖獗而著称的地区，人们普遍地缺乏相互信任，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方式，人们若想在交换和竞争中获取利益或处于有利位置，只能仰仗暴力和暴力组织。“他们在争夺中最现实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分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这种独特的社会组织，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公信力丧失还与信息垄断造成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有直接关系。群体性的暴力事件经常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但人们为什么“不明真相”？在多起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不难看到，一方面是官方的失语和权威信息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与之成鲜明对照的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方式有关。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却不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公信力的丧失是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开放信息、公开真相实在是消除戾气的良善之举，而且也是明智之举。（待续）
　　来源：南都周刊201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