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生:灾难可以拍电影却不许直播?
9月5日 不星湖投稿 今天是舟曲死难同胞哀悼日。逝者已去,当前最需要帮助的,恐怕还是那些仍然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灾民。笔者作为一名经济学的研究者,应当从经济学的角度为改善这些苦难同胞的处境而作点努力。
灾民们最需要的当然是救济。可是,政府救济不仅力量有限,而且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让更多的同胞慷慨解囊乐善好施,这对改善灾民们目前的凶险处境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什么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慷慨解囊乐善好施?政府呼吁、思想引导、道德说教、大张旗鼓连篇累牍地宣传慈善义举或许都有作用,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灾民的悲惨境遇客观公正地告诉大家。如果能够让大家耳闻目睹地感受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的灾区惨状,能够让大家身临其境地倾听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灾民呼喊,必能唤起更多高官巨贾平民百姓的道德良知和捐赠激情。以中国之大,有如此众多的人痛心疾首以泪洗面,每个人略尽绵薄略施援手,何愁没有排山倒海波澜壮阔的力量!
按说,在这个传媒资讯十分发达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可谓易如反掌,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难于登天,大部分人只知道发生了灾难,但对灾难的损毁程度,往往十分模糊,很多人并没有什么大灾大难的感觉,有的人甚至得到了完全相反的信息,因为我们很难从电视里看到悲惨的画面,也很难从网络上看到凄凉的图片,更无法从资讯媒体中获得全面完整的苦难信息,得到的往往是某某领导亲临一线体察民情,某某地方抗击灾难成绩显著,某某百姓面对灾难情绪稳定的报道。
既然有无微不至的中央领导,有措施得力的地方政府,还有泰山崩于前而镇定自若毫不惊慌的百姓,那么,对于不愿意深入思考仔细推敲的芸芸众生来说,灾难于他们的感觉自然就是可有可无,也就自然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
眼下的各级政府都不愿意把灾害的真实情况及时地告诉全国的老百姓,不仅不愿意,而且绞尽脑汁来堵塞民间真实信息反馈渠道,比如,对披露真实信息的人予以处置,对网民自拍的影像图片予以删除,要求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对灾民的悲凉凄惨一律噤声,能报道的只能是政府的关切与百姓的感激,还有那些灾区急需多少帐篷毛毯之类冰冷的数字。
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远的不说,单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到刚刚不久发生的南京大爆炸和正在进行的舟曲泥石流灾害y就莫不如此。媒体在这方面不是不想办法,南京大爆炸时江苏电视台就曾试图在爆炸现场直播灾难,但遭到了地方领导的厉声责问:是谁让你们直播的?结果,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支支吾吾,很快就掐断直播落荒而逃。
令人困惑的是,政府在最需要激发百姓同情心的灾难发生时不让直播,却在灾难发生几十年后又愿意花费巨资来再现当年的灾难场景,名噪一时的《唐山大地震》就是由唐山市政府为主要投资方并邀请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摄的。
照说,直播是真实的灾难,电影是虚拟的灾难,直播成本小效果好,电影成本大而效果差,哪一个更能撼动人心不言而喻,可是,为什么政府却愿意舍近求远舍真实而求虚拟呢?原来,这里面隐藏着官员们不同的利益诉求。
直播的宣传效果肯定比电影更胜一筹,因为,直播能够及时地反映灾难惨状和灾民疾苦,使境况窘迫的灾民能够得到大众普遍的同情和社会及时的救援。可是,直播的特点是真实客观,任何人都无法装模作样粉饰太平,一旦反映出平时预防松懈现场救援不力的场景,舆论必定会责问地方领导,当政官员当然难辞其咎。于官员而言,直播的收益是灾民的,直播的风险却是自己的,收入归他人,成本归自己,官员们当然不干,杜绝直播,杜绝一切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信息公开传播就成了他们的决策首选。拒绝信息公开,官员们的确是减少了丢掉官帽的风险,但世上任何收益都需要支付成本,只是官员们不付成本,其他人可能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那就是急待援手的灾民们凶险加剧处境愈艰。
拍电影于灾民而言只是聊胜于无,因为,拍电影时他们已经不是灾民。虽然拍电影于灾民们无裨于事,可是对官员们却是有益无害。你看《唐山大地震》,冯导深谙地方领导的精神渴求,不断地渲染30年来这个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破败不堪的断壁残垣,早已变成了高大雄伟的现代都市,灾民们更是从不幸而变成了幸福装不下,连断了一只手的残疾人都坐拥身家千万的公司,其他好手好脚的灾民其幸福就不用言说了,这多亏地方政府的英明领导。当然,电影再现当年的灾难,也可能会引发人们对当时灾难问题的质疑,但这不要紧,这是30年前领导的错误,这更反映出现在领导执政能力棋高一着更上层楼。于官员而言,拍电影收益是自己的,成本当然有,不过,那要么是纳税人缴纳的财政收入,要么再加上几十年前地方领导的声名,与现任领导一概无干。
其实,成本收益分析是人性所在,收益大于成本的事人们自会乐此不疲,成本大于收益的事情人们必定退避三舍,官员们也不例外。官员与百姓不同的是,百姓做一件事,收益归自己,成本也必定归自己,所以他们在做出决策时定会仔细思考谨慎有加,切莫做赔本的事情;但官员们却可以收益归自己,成本归社会,因此他们在做决策时往往慷慨激昂速战速决,有时候拍拍脑袋就能决断,只要自己有好处就行。
何止是在直播与拍电影的决策上,几乎一切荒唐的决策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影子。
比如说,很多人不明白,明明是人口不多的城市,偏偏要修起大公园大马路大机场;明明是人迹罕至的城郊大道,偏偏要彻夜不眠地灯火通明;明明是才做了几年十几年的新房子,偏偏要毫不手软拆它个稀里哗啦;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企业,偏偏要让它稀稀啦啦地建几栋厂房圈占大片的土地。
老百姓都能一眼看穿的问题,难道官员们不明白?官员们其实心明如镜,但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奋勇前行,因为这样做不仅会给他们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工程发包中得到实在的好处,而且又可以装点门面提升政绩,一举两便,何乐而不为?有收益必定有成本,但这与官员们无关,支付成本的是那些失去土地的城郊农民,失去祖宅的城市市民,还有千千万万纳税人的血汗!
既然我们明白了减少成本追求收益是人的本性,在现在的体制下,官员们禁止直播禁止真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去谴责他们缺德无良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如果你在那个岗位上,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想官员们自发选择直播公开真相,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选择直播选择公开时,好处大于坏处,或者说,不肯直播与不公开灾难信息时,他们之所得要远远小于他们之所失,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会使他们自觉地选择直播选择公开。西方文明社会的信息如此公开透明,正是因为权力受到了百姓选票的制约与公众舆论的监督,隐瞒信息就意味着悖逆选票与舆论,那也就意味着官员们失去权力的日子不远了,所得远远小于所失,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典型一例。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与愿望正好背道而驰,选票遥遥无期且渐行渐远,舆论悄无声息且为虎作伥,而官员们的权力正在日益膨胀,它淫威大发睥睨一切,选票与舆论早已匍匐在地战战兢兢,这注定了经济决策将更加荒唐,而灾民的处境注定雪上加霜,没有人能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
在这个苦难的日子,为逝去与活着的苦难灾民,为将来灾民不能减少的苦难,为我们每个人过去遇到过或将来会遇到的类似苦难,为中华民族源源不绝的苦难,写下这段灰心绝望的文字,是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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