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如今房地产商卖房子，策略之一是给楼盘起洋名。而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其实这个施密特，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此公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并从此被禁止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当做思想界的最新款LV包，挎在胳膊上炫耀，真是情何以堪。
　　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和某某某写道：“在施密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密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分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篇幅所限，只能挂三漏万。
　　仔细一读，这些言论大同小异，无非是：当社会矛盾激化时，理性辩论可能就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但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1957年反右时情况够紧急吗？1959年庐山会议时紧急吗？1976年四五运动时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怎么办呢？第二，如果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谁来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斯大林揪出了富农，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揪谁呢？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霸权国家“强权”弱国怎么办呢？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第四，“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公民吗？按什么标准认定？
　　其实，把施密特推到极端，就是暴君或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行暴政，而这正是20世纪极右和极左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这次第，怎一个唐骏读博。
　　施密特的问题意识当然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力不能及之处，迫不得已时甚至可能依靠暴力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诉诸强力的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
　　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自由讨论仍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没出现的中国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30斤，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有趣的是，中国很多施密特迷都是反西方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来说教中国人，不得不说有几分吊诡。
　　我说，爱国能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吗？你能想像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成一堆，在那儿一边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一边又对东方怒不可遏吗？这个画面如此拧巴，其实，在北京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