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

　　使命
　　“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当前，在国内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现代化”是一个更为普遍使用的主题词。这一叙事版本将“当代中国问题”视为一个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进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这一进程的主线，而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则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的、最终由经济决定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来表述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但又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为“民富国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的“双重变奏曲”（李泽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淹没。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和阐释，使之成为与现代性价值观相融合的体系。“以人为本”不应简约为“民生”，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主要体现为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制约，否则要么变成空泛的口号，要么沦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正当性”（韦伯）的工具。
　　宗旨
　　“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应秉承科学精神，倡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
　　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士”与“大夫”合为一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自由的学者群体。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入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来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更大的包容性。
　　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倡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目，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
　　科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有助于构建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梳理问题、建立框架、扩大共识，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
　　方法论
　　学术方法的基本要义是遵循规范、注重实证。
　　规范性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一个分析框架，它包括：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目标、界定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设定假设条件、寻找影响研究对象的相关因素及其互动关系、选择最优结果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性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演绎过程。
　　实证研究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它根据研究对象在现实中的变化，确定与其变化相关的因素及其相关度。与规范性研究不同，实证研究不预设假设条件，由此可能因信息噪音而失真，也可能发现了规范性研究中假设条件或结论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性研究的补充和修正。如因影响因素太多，难以界定和取舍，不能建立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则要借助实证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性研究的替代。无论是补充、修正还是替代，实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近年来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运用。
　　在方法论上，我们还应摒弃一些错误的习惯性思维。
　　一是“决定论”。矛盾的双方是一种状态依存的关系，在互动中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状态变化都会影响到另一方。一方主导或决定另一方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现象，条件变了就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都是“决定论”的典型，其影响不只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反映在理念和政策上。如用“现代化”代替“现代性”、用“民生”代替“民主”、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科学技术轻人文、重立法轻执法等概缘于此。
　　“主要矛盾论”也是一种“决定论”。在常态下，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变化都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构成了一个多元互动的系统。“主要矛盾论”则把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看作为一环决定一环良性传导的“因果链”。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必然是顾此失彼，为改善所谓“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恶化了诸多其他因素，为解决当前问题而付出了长远的代价。只有通过建立分析框架，把握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兼顾总体和局部、近期和长远，才能找到最优的或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
　　二是“崇尚理想模式”。研究的目标不是通过“宏大叙事”构建理想模式，因为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能简单地移植别人的模式，因为离开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难以建立和运行，种桔成枳就是这个道理。研究的目标应是寻求比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更优、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优、好不是没有缺陷、没有代价，而是没有替代的选择。
　　“从彼岸出发”即是“崇尚理想模式”的表现。社会变迁是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约束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的过程。要想知道中国向何处去，必须搞清楚中国从哪里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岸”，揭示社会形态下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利益结构，才能确立“彼岸”并找到连接传统与未来的路径。
　　分析框架构建的相关问题
　　“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建立一个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并附以实证的支持。分析框架的形成是一个梳理问题和研究、交流的过程。本节仅就这一框架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也可以将它看作是致力于建立分析框架的一组问题单，框架的主体则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
　　1。研究的问题和目标
　　中国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一个现代性转向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目标是构建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工业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这一进程的实质和目标。
　　2。相关因素
　　主要包括：价值观体系（观念、文化）、制度体系（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环境。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价值和制度体系是否具有普世性，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存在区别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否意味着已找到了适用于中国且可以超越西方现代社会弊端的现代性目标模式？一个病态的西方现代社会是否应该成为我们转型的目标？
　　我认为不同民族和文明在价值认同和制度形态选择上会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并不等同西方化，而是全球“多元现代性”的构建。但将这种差异视为具有本质上区别或对立的“另类”则缺乏令人信服的阐释，也没有实践的支持。如果“另类”是指转型的路径，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转型路径的选择因每个国家的初始和约束条件不同只能各辟蹊径。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经济发展并不是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标志。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进步、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经济发展而言，我们也不应掩盖、漠视成就之下存在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这些问题和代价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未能很好地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弊端，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生态破坏、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誉缺失；其二，过早地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如对金钱权力的崇尚和追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人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如果不能正视、解决这些问题，所谓“中国模式”的价值何在？
　　当代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本身的问题和危机，也是全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思维，使现代文明秩序在自我扬弃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处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学习、借鉴的问题，而是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即何该扬，何该弃。在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和制度体系也应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只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元素相融合，它才能根植于中国本土。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新一代领导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都表现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探索。现代性在中国根植的基础条件是开放和竞争，只要我们坚持开放、勇于竞争，转型的进程就不会终止，转型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3。初始条件
　　中国的国情和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对现代性转型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差异与相融；
　　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和当代中国的政治集权和关系社会；
　　强政府弱社会，“市民社会”缺乏生存、发育的空间和条件；
　　一百多年来饱受西方列强欺辱和打压所产生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它有民族自强自尊的精神，也有大国崛起的情结，还有对西方文明排斥的情绪；
　　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或“发展主义的政府”的合理性及由此产生的破坏市场机制、公共产品缺失和腐败现象；
　　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城乡、贫富的二元结构，一方面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另一方面民粹思想也开始抬头；
　　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配置，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特别是城镇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但加工业的发展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而且造成巨额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动性过剩，形成了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急剧膨胀的金融业已呈现出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的趋势。它一方面支撑、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动荡和危机。中国的工业化已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保持经济发展、维护经济安全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业的开放、改革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边界或约束条件
　　消除贫困、解决温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
　　充分就业和保持城镇化进程是转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必保底线；
　　急于求成和积重难返都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硬着陆，稳妥而又不失时机地推进这一进程是社会转型路径的选择；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捍卫主权和独立，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
　　结论
　　1。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目标确立和路径选择对中国、对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现代性的普世性和“另类现代性”的探索在未来一段时期将成为中国学界研究和讨论的核心问题；
　　3。分析框架的建立是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基础；
　　4。科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是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