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投资于中国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全球化时代的政策抉择

　　跨入21世纪以来，投资于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日益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国际行动的一个优先领域。早在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2015年之前确保所有人在其整个生命周期普遍享有生殖健康就被确立为一个主要愿景。这一里程碑般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还破天荒第一次把青少年和青年的生殖健康与权利当作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并且明确了该群体有获得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的需求与权利。联合国2005年召集的世界峰会进而将“2015年之前普及生殖保健”确立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一个具体目标。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被视为关乎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的大事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和重视。
　　在社会经济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像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青年健康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决定因素，同其在闭关锁国年代成长起来的父母一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加入全球体系而引致的各种结构性变化，其中包括经济迅猛发展而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市场经济的蔓延与渗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商业化青年文化的崛起等等，凡此种种莫不错综复杂地扭结在一起，深刻影响着男女青年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制度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在“开放”与“改革”的相互激荡中出现了令人惊愕的裂变。
　　这一切对涉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显著。中国青年人口之多举世无双。到2008年年底，1524岁青年占总人口的14。73。据此推算，1524岁青年约有1。96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几十年中国青年性成熟的年龄日趋提前而初婚年龄不断推后，无论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还是流动打工青年，这个群体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大为增加。由于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服务特别是支持性环境仍付阙如，青年人自由和权利不断扩展的同时，各种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也纷至沓来，势不可挡。
　　性活跃的中国青年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威胁及危机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无保护的性行为、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不孕症、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性暴力、贫困以及缺乏经济机会等等，这些生死攸关的发展挑战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往往叠加在一起。校内外青年中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一连串“门”事件，诸如“脱裤门”、“摸奶门”、“秋千门”、“破处门”、“扒衣门”以及未婚青年弃婴犯罪事件等等，莫不昭示了青年人中不断累积的身心困扰。更堪忧虑的是，林林总总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尚处于难以逆转的上升势头。境外大量实践表明，假使提供充足、准确的信息，连同便捷且负担得起的优质医疗保健服务，许多问题甚至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
　　纵观1994年人发大会以来的变化轨迹，中国旨在满足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及服务需求的政策和干预日渐增多。由于国际理念与实践的引领，这场方兴未艾的社会实验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之上。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迄今为止，性健康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的滞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青年人面临的各种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亦呈愈来愈严峻之势。今天距离2015年充其量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倘若这个人群不断增长的性与生殖健康多元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么无论是切实推进人发大会和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普及生殖保健”的愿景，抑或实现“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势必都将无从谈起。可见，中国在促进和保护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已别无选择，必须直面现实并积极应对挑战。
　　中国青年的性与生殖危机毋庸置疑既非横空出世，也不是在真空中生发的。青年人面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同其应对健康挑战的现有机制与制度之脱节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信息、教育抑或服务供给的缺失都可追溯到深层次的文化和制度根由。诚然，我们不乏应对挑战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中国缺少的正是持续的政治意愿、承诺和投资。更直白地讲正在于政策的缺位和滞后。可见，检视政策现状并思考其未来走向，对于完善现有政策并开发新的政策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为了避免走弯路并使代价降到最低程度，中国急需比照并借鉴国际上的佳例，研究并进而提出“本土化”的政策思路。
　　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发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负责实施的“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在刚刚过去的5月4日发布了首次全国性问卷调查的初步数据报告。故此，我们希望藉此机会利用论坛这一平台激起新一轮讨论，以期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探寻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与保护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政策选择。
　　本期论坛的四篇短文均发出了呼唤政策行动的强音，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而且是具体而微分梳人群的一些政策建议。
　　学校性健康教育不单有利于传授知识，改变态度乃至价值观念，而且有益于赋权青少年。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领域卓有建树的高尔生教授指出，对于性教育这一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尽管不能单靠教育一举予以解决，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则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迄今为止，推进性教育仍步履蹒跚，常常遭遇各种尴尬。学校完全拒斥的有之，蜻蜓点水的有之，形同虚设做表面的文章亦有之。即便付诸实践，性教育也常常因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观念的滞后、教材与师资队伍的匮乏、内容的狭隘、形式的呆板等等而大打折扣。对此，高教授一一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应对之策。
　　2000年成立的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自一创建就颇有远见地以服务青年，促进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为定位，努力打造“你我”健康公益品牌从2003年起它先后在青岛、西安、南京、郑州及南宁设立了五个你我青少年健康服务中心。中心还以诊所为依托提供了避孕、流产、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以及转诊等医疗保健服务。更值得称道的是，它们还面向大专院校学生、流动打工人群、工厂女工及娱乐服务场所的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开展宣传教育、行为改变、倡导等外展活动。作为一线实践者，这个团队在日常活动中触摸并感知青年人的性与生殖需求以及满足其需求的途径和方法。出自这一前沿团队的政策思考分殊年龄、性别，并细分校内外青年，就性教育与服务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一些很到位的政策建议。正因为如此，这一来自一线实践者的声音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中国青年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高度分化的社会群体。农村落后地区青少年和未婚青年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信息和服务机会和渠道本来就少于城市同龄人。这个人群中的许多人为生计漂泊到都市，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乡村社区的社会控制和传统乡土文化的“紧箍咒”，她们便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健康与发展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因获取经济机会和发展资源上的不平等，一些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女青年沦入商业化性服务之中。由于男女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性工作者往往难以控制其性活动并保护自己免受非意愿妊娠和性传播疾病的双重侵害。可见，忽视青年人的巨大差异和多样性，就有可能使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人群进一步边缘化。
　　正是基于中国当下的上述现实，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不约而同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流动打工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关怀。多年致力于艾滋病研究的夏国美研究员和杨秀石教授，专门探究了决策层在流动女青年尤其是娱乐服务性行业从业女青年生殖健康保护中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即政府角色错位、舆论质疑的压力和民间力量不足的问题。该文进而浓墨重彩地阐述了政府培育和扶植成长中的民间组织的重要性：“要在娱乐服务业女性中开展生殖健康关怀，尤其是帮助她们改变不安全的性行为，不仅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创造适宜于该群体行为改变的环境，更需要一支既有专业知识、同情心与责任感、又有能力与该群体打交道的队伍。”这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只有依赖民间力量才有可能持续下去。惟其如此，政府应变革不适宜民间力量参与的法规政策，并建立促进和扶持优秀民间组织发展的良性氛围。这一基于长期经验研究的洞见值得决策者深长思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晖和刘鸿雁研究员则阐述了占流动人口13强的1524岁流动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在透析其调查发现和政策思考的基础上，她们很有见地呼吁：中国亟待政府制定和完善面向流动青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尽快建立起政府主导、多职能部门参与、多社会团体组织加盟的信息与服务供给体系，将流动青年人口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纳入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日常工作，并建立起保证政策落实的监督评估考核机制。这些建议无疑是中肯而耐人寻味的。
　　保障中国青年的生殖健康与权利，与时俱进加快为这个人群提供信息、教育和服务的步伐已刻不容缓。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或一味消极待变只能将问题延后，其结果则有可能使问题更为恶化。这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投资于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不仅仅出于人权和社会公正的要求，也是不单有益于亿万青年自身的发展，这是关乎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系统工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做出整合性的制度安排，并同非政府组织、学校、家庭、社区、医疗保健系统等社会各个方面共同携手行动起来！
　　载《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