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农村发展研究的新趋势、新问题

　　农村发展研究是一个大题目，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一直以“三农问题”来概括：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的问题。曾经有人预言，如果哪一天中国学者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一定是因为他对农村发展研究的贡献。因为中国的改革最先从农村发展开始获得突破，而且中国最为称道的改革成就，就是成功地解决了数亿农民的温饱和逐步富裕起来的问题，大规模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正是由于中国对减少贫困人口的贡献，才扭转了全世界半个世纪以来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趋势。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农村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按照中央的判断和学界的共识，就是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个新成长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第一，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下降到5以下，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到30以下，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从我国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这三大结构来看，都进入到结构转换阶段。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10以下，到2015年将下降到6左右；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38以下，2015年将下降到33左右；在城乡结构中，2010年以城镇常住人口代表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8左右，2012年或2013年将超过50的结构转换临界点，2015年将达到53左右。这些指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转换。
　　第二，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是中国非均衡发展的一个长期和突出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结构转换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新的发展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仅是消除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的壁垒，还要逐步消除城乡之间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户籍等社会体制方面的障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成为我国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
　　第三，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2008年人GDP总值300670亿人民币，总人口13128亿人，人均GDPO22640元人民币。〔1〕5，37按2008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183计算，为3313美元，2009年如果GDP增长8，人均GDP将达到3500美元左右。按国际惯例，当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升级将成为常态。我国2009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1〕14，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可以说总体上已经达到从小康到富裕的居民消费阶段。住房和汽车等大额家庭消费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教育、医疗、通讯、旅游、文化等消费支出的比例迅速增加，这都表明，我国总体上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
　　这种大的发展背景和新的发展阶段特征，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就是“三农问题”不是在农村自身能够解决的，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要跳出单纯从农村出发的视野，更多地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我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是“新三农问题”。“新三农问题”的特点，就是都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紧密相连，它们都是城乡关系的“连接点”，是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前线”，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热带”。根据近两年的发展变化和农村研究的进展，我在这里进一步对“新三农问题”做一些概括和阐述，把“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这三个问题，进一步概括为“农民工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村组织问题”。
　　首先，谈一下“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未来的30年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农民工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农民工的问题与农民收入问题关系密切。长期以来，不仅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存在高于3倍的平均水平差距，而且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比城镇居民缓慢很多。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支持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几乎持平，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7年的3133：1下降到2008年的3131：1〔1〕20，是过去十几年来从未出现的可喜局面。但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民整体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和增长速度之比都再次扩大。目前从全国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现金收入的增长，而现金收入的增长，又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所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粮食主产区要靠扩大农民经营规模，但就全国来说，要靠减少从事农业的人数，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农民工的问题，也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和劳动力供给上的变化，中国劳动力低成本时代会逐渐结束，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必须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会更加体现在劳动力素质上。从调查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素质相对于城镇职工来说，仍然普遍偏低，绝大多数农民工还只有初中教育水平，这对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这是一项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的战略选择。农民工的问题还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密切相关。虽然反映损害农民工利益的案例研究很多，但对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高的情况下，由于在历史比较中不断改善社会生活状况，因而保持着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和未来预期都比城市工人要好。但近两年的新变化是，第二代农民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很多已没有农耕经验和农业劳动的集体记忆，社会态度和社会意识也发生明显变化，这对他们的社会诉求和社会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欠缺。
　　其次，谈一下“农村土地问题”。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土地集体化、土地承包到现在的土地流转和土地征用，土地问题一直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就农业来说，“农村土地问题”与规模经营与土地流转密切相关。我国的农业总体上一直难以摆脱小农经营的局面，原因是人多地少，户均只有半公顷左右的农地，发达国家一个农户要达到中等生活水平，至少需要3040公顷农地。现在我国允许土流转就是要促进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规模经营，但其前提条件是农村劳动力能够转移到非农劳动领域，这就与城镇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有关。“农村土地问题”也与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征用有关。现在来看，在土地征用当中，能够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土地征用补偿收益还是太少，很多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农民都发了财，但我国很多失地农民却生活困难，这是不合理的。农民自己不能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但国家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后，土地大幅度增值获得的收益，落实到农民头上的比例太小。现在地产商把种地改成种楼，其实发财的秘密就是稀缺的土地改变用途的增值。城市“小产权房”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农民自己想把握土地改变用途后增值收益的分配。要想使农民富裕起来并获得“财产性收入”，很重要的就是合理分配农民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增值收益，农民除了土地财产，还有什么财产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
　　最后，谈一下“农民组织问题”。过去历史上说农民是一盘散沙，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这方面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从政治组织方面看，农村的基层组织是村委会，这是农村的基层社区，在我国法律上是“农村自治组织”。这个基层社区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数量在大量减少，人数和地域规模在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我国的行政村从100多万个减少到60多万个〔2〕3，现在每天都有几十个行政村消逝。减少的原因一是城市化了，二是撤乡并镇中的村庄合并。过去的农村社区是以自然村为基础，现在一些大的行政村包括五、六个自然村。城市化的过程使原来农村的熟人社会、自然人社会改变成陌生人社会、法人社会，社会的支持和组织网络发生深刻变化，但失去了过去亲族、邻里、街坊、村落等传统支持网络的农民，却因为户籍等诸种原因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进入社会制度化支持网络。从经济组织方面来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农户融入市场经济和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有效载体，在解决农产品“卖难”和农需品“买难”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也都在积极推动和发展。但现在发现，农民“被组织”的情况也不少，即形式上有了组织，实际上没有真正发挥满足农民需要的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于农业生产是季节性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是综合服务性的，这样才有可能维持常年的有效运转，在这方面国家还需要在政策和法规方面予以支持，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社会组织来看，农村这方面是最薄弱的，所以造成农民的利益受损后缺乏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我国群体性的组织，有工会、妇联、共青团，也有科协、作协、商会、企业家协会、老干部协会、律师协会等等，但唯独没有农协，而农民恰恰是最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群体。在我国“单位制”弱化以后，要建立新型的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就要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建立农民社会组织的可能性。
　　总之，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既是新型农村的建设，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农村建设，同时还是农村发展的新建设，因此必须研究和探索农村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