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中国性健康教育须与时代同步

　　中国的学校性健康教育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艾滋病时疫的来袭和蔓延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助推作用。自那时以来，性教育干预不仅在各级校园延伸、拓展并进而遍地开花，而且也在城市校外青年尤其是脆弱人群中播下了种子。历史翻过了20多个年头，性教育辩论的聚焦已由提供与否转为提供什么以及如何提供等议题。尽管这些年迈出的步子令人鼓舞，但迄今为止无论政策抑或实践莫不差强人意，系统化性教育体系的匮缺毋庸置疑致使中国性健康教育远远滞后于中国青年尤其是少男少女多样化的复杂需求。
　　伴随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中国青年的价值取向特别是性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无论80还是90后都对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及未婚先孕等现象变得更为开放和宽容。例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开展的首次全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揭示，在2万多名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认为男女青年“应保持贞洁，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仅为24。1和31。5，两者都不足13。换言之，23以上青年都对婚前性行为表示不同程度的容忍和接受。
　　性态度和性观念无疑是性行为的先导。由于青春发育期提前而结婚年龄推后，与“性待业期”延长相伴生的是未婚青年尤其是一些脆弱人群婚前性行为的低龄化和普遍化。前述全国性调查还发现，被调查者中有过性经历的占22。4（接近14），其中男女青年分别为25。4和19。2。男女流动青年的比例更高，分别达到了39。8和33。2。较之已婚人群，未婚青年的性行为更有可能是不安全。譬如，她他们发生首次性行为时未避孕的比例超过了半数（占51。2）；最近一次未避孕超过15（占21。4）。
　　越来越多研究和证据反复揭示，未婚青年性观念的开放、性行为的普遍化同性无知和性健康知识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的性信息无所不在，接吻拥抱等活生生的事例也俯拾皆是，甚至不同年龄段的少年儿童都会或多或少或者主动或者被动获得一些性相关知识。尽管如此，由于缺乏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正确引导，对“神秘”的性感到好奇或不解的青年特别是少男少女便盲目进行自我探索，由此而获得的信息鱼龙混杂，亦难免残缺不全。
　　其结果是，许多人不论对于妊娠与艾滋病风险还是预防与保护知识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这在北大人口所完成的这项调查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该研究数据显示，被调查者知道假如发生了无保护性行为，72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可避免怀孕的只占48。3；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的仅为50。7；尽管95。2青年自报报听说过艾滋病，但能全部正确回答有关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五道答题的仅占14。4。
　　拥有正确的性知识与性信息是做出知情选择并进而保护性与生殖健康的前提条件。然而很多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少年却因相关知识的匮乏而对不期而遇的性事务而感到困惑、惶恐，并因此遭遇风险甚至深受危害。近年来，校内外青年中频频发生的形形色色“门”事件，其中包括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摸奶门”、“秋千门”、“脱裤门”、“扒衣门”、“破处门”以及少女弃婴杀婴等犯罪事件等层出不穷，无一不折射了青年人中不断累积且日趋严重的身心困扰。
　　不管你承认与否，愿意不愿意，令人忧虑的是，无论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还是流动打工青年中，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以及艾滋病等不安全性行为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不仅日益凸显，而且对该人群构成了愈来愈严重的威胁。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青年，一旦走出校门迈向社会，再从农村来到都市，进而加上城市生活的洗礼和冲击，倘若不得已又落入商业化性服务行业，她他们便面临更为严峻的性与生殖健康挑战。迄今所暴露的这些问题恐怕只是“冰山之角”。凡此种种无疑都是中国现行性教育模式普遍匮乏且失败的有力证明。
　　虽然学校被公认是赋权青少年保护其性与生殖健康的主阵地，但由于制度和文化上的诸多障碍，不同地区城乡学校性健康教育模式截然不同，数量与质量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西部有的地方几乎完全拒斥，有的只限于几堂课，而东部有的地方则已有创新性推进。从内容上看，有的侧重于身体和生理方面，有的加入了以禁欲为特色的道德规范内容。总的来说都较少触及情感、爱、两性关系处理以及作为青少年性健康保护核心的不安全性行为和避孕等主题。胜任的师资和合适的教材也十分匮乏。最为关键的恐怕还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学校性健康教育尚且如此，更遑论家庭和社会教育了。
　　经历了20来年的风风雨雨，中国性健康教育干预仍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很显然还未能与时俱进地满足庞大的青年人群不断变化的多样化需求。有鉴于此，本期论坛组织了四篇短文从不同角度检视并探究中国当下性健康教育的成败得失及应对之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伴随艾滋病的迅速蔓延，若干政策法律纷纷就开展性健康教育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1996年国家教委等下发了《关于在普通中学进一步开展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通知》。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13条）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19条）载明“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教育部2008年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就健康教育的目的、内容及教学方法等做出了一系列新规定，其中很多内容涉及性教育主题。
　　然而，政策的贯彻落实却是另一码事情，而且在遏制艾滋病情境下提出的性健康教育议题，其着眼点比较狭窄也自不待言。在公开谈论性长期都是“禁忌”甚至“谈性色变”的古老国度，开展性教育毋庸置疑是一个文化上很敏感且易于引起纷争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虽说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开放，但一些传统价值观仍根深蒂固，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父母、老师、卫生工作者及决策者等成年人不但不能坦诚同青少年公开谈论性问题，更有甚者是“泼洗澡水把婴儿也泼出去了”。这一切不仅使相关政策法律的贯彻执行难乎其难，也使校内外性健康教育的开展面对重重阻力。
　　中国计划生育宣教中心“青苹果之家”张晓纪主任依据其同青少年本身及其父母打交道的切身经历，撰文分析了当下校内外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缺失并剖析了背后的原因。张文指出，少男少女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各种性生理、性心理及人际交往的困惑往往互为叠加，然而她他们却难以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得到求解。父母因本身未受过性教育而在各种迷茫和困扰面前不知所措。学校性健康教育则因应试教育的羁绊、专业教师的缺少、统一教材的缺乏以及教学方法的缺失而裹足不前。性健康教育的社会环境同样不尽人意。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脱节以及相关政策的缺位致使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远远滞后于时代的要求。这些源自实践的观察和反思应引起人们的警觉。
　　上海社会科学院夏国美研究员和美国欧道明大学杨秀石教授合撰的“性教育与性觉悟”一文在剖析性教育缺失的基础上，从学理层面敏感地捕捉到性的神秘与时空分层、性的吸引与情感分层、性的冲突与理性分层等当代性健康教育必须直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该文指出，“要享受充分的性自由，就需要有充分的性觉悟，即解开性的秘密，掌握性的科学，明了性的心理，预见性的后果。”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出路之一应是从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层面系统提高青少年的性觉悟，以便使其在自由的环境中学会正确的选择和健康的实践。而要适时有针对性地提升这个人群的性觉悟，则需要对性健康教育进行科学的分层研究，并建构多学科配套的教育模型。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教授的文章从如何从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三个维度科学理解性和性健康着眼，明确指出：“性健康教育的目的是指导青年人在生物、心理和社会适应三个层面到达到健康、自信和快乐。”文章还一一分析了性教育内容的综合性、教育时间的长期性、教育实施的阶段性以及教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性等性健康教育的各种特性。基于她多年从事性教育研究的丰富经验，张教授还从性教育理论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性教育体系的衔接及社会环境营造等角度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性健康教育实施的问题。
　　自1994年中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上网逐渐变成许多青年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也是这个人群获取性与生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尽管英特网还因其便捷性和私密性的优势而深得青睐。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楼超华研究员和左霞云助理研究员的文章，对于利用网络开展性教育的现实可行性、有效性、教育的方法与形式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做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和概括。迄今为止，这个平台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与时代同步显然也意味着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提供应充分利用像网络这样深得青年人喜爱的沟通手段和工具。
　　概言之，中国性健康教育同我国做出的国际承诺、域外的成功经验以及国际社会倡导的以权利为本、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综合性性健康教育相比，显然还相去甚远。上述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性健康教育不但迫在眉睫，而且十分必要。有效、优质的性健康教育是中国对这一代青年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之一，无疑也成年人给未成年人的最好“礼物”之一。
　　性健康教育本身不排除青年人会有不理智之举，但缺乏这方面知识却会使她他们失却了判断的标准和依据，因而难以从容面对可能突如其来的性问题。国内外各种研究均证明性教育干预有助于延迟性交行为，万一开始了性活动则会进行避孕，它因而成为赋权改善青年人性健康与生殖健康的重要举措。中国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在变化，满足其需求的手段和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中国的性教育努力不容置疑需要来一场“革命性”转变，要不然我们迟早会为其无视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付出高昂的代价！
　　载于《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