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伟：被通缉记者的底气从何而来

　　舆论监督不仅是社会要求媒体的责任，更是法律赋予媒体的权利
　　记者仇子明果真言中了。
　　在报道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被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全国通缉后，这位记者依然强硬地表示，一定会让发出“通缉令”的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向他道歉。
　　话音刚落，7月29日，浙江丽水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其立即撤销刑事拘留决定，并向仇子明赔礼道歉。
　　从“西丰事件”到“跨省追捕”，记者“涉案”已不是第一次，类似使权力蒙羞的赔礼道歉也不是头一回了。只是，一个“通缉犯”如此自信、料事如神，还是不免让人诧异，如此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显而易见，遂昌警方的通缉令并非其所谓的“程序合法”，相反却是“选择性执法”。一般来说，新闻报道的责任主体是媒体，而非从业人员。仇子明的报道都是经过报社审核后发出的，属于典型的职务行为。即便追究“刑事责任”，首当其冲的也应该是报社而非记者。
　　从仇子明的言论来看，他的“强硬”，是因为“所报道的都是事实”、“手上有犯罪铁证”。因此，在“道歉”预言成真之后，更应关注的是：仇子明报道的凯恩股份改制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国有土地、将上市公司资产洗钱至个人腰包等问题，是否也是“所言属实”？
　　耐人寻味的还有，面对报道列举的种种证据，遂昌警方不去核查记者反映的公司违法问题是否属实，而是雷厉风行地“通缉”作此报道的记者，厚此薄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疏忽”或隐情？
　　按说，“损害商业信誉罪”这样的故意犯罪，一般很少涉及新闻媒体。这是因为，一方面，该罪主要针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恶意诽谤行为；另一方面，根据法律或惯例，媒体只有严重失实或者故意诽谤，才会被追究责任。对媒体监督的这种“宽容”，既是因为媒体采访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更是以此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
　　上市公司作为关涉众多利益的公众公司，持续的信息公开、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都是基本义务。公众和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批评质疑，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对媒体的批评曝光，遂昌警方不是去认真调查核实，反而偏听偏信，滥用本该审慎的权力，这不仅无助于捍卫法律的公平与严肃性，还会给人权力与资本瓜田李下的嫌疑。
　　仇子明无疑是懂法的，而且坚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舆论监督不仅是社会要求媒体的责任，更是法律赋予媒体的权利，这是他底气之所在。据悉，丽水市公安局将对该案件作进一步调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无疑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及时补救。此外，我们还需追问的是：为什么一次次“事前声称依法”、“事后被迫道歉”的闹剧，仍唤不醒对公民权利的敬畏，阻止不了一些人对批评监督的压制？
　　法谚有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事实反复证明，如果只有应急式、公关式的事后救济，而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对法律的敬畏捍卫，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权依然可能被悬置搁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在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利的双重视野下，才能找到权利伸张的广阔空间，培植民主政治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