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

　　五、语言、舆论与宣传
　　在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依靠其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软力量实行统治的时代，舆论和宣传等工作变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国领导人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展开的舆论宣传工作，从各方面衡量，都是灾难性的失败。
　　“一国两制”的统一方针，包含着几个明说的或不便明说的前提：它的出发点是维持台湾社会现有状况不变，因为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成功的，是优于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制度，因而无需加以改造，最好“保持不变”。其次，我国领导人对即使是仅有形式上的、缺乏实质的统一，也没有自信心和紧迫感，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安于不统不独现状、得过且过、但求无事的心态，只有国土分裂的危险逼到面前时，才被迫采取紧急措施。这样，国土统一缺乏了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目标，缺乏了对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的批判立场，使得对台政策的宝最后全部压在一件事之上，这就是所谓“对台动武”。
　　且来看“对台动武”这种提法的致命缺陷。这里，“对台”仿佛意味着战争是针对着整个台湾社会、整个台湾民众的，对统治者和台湾民众完全不作区分，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台湾地方政府”，当成整个台湾社会的代表。这种语言，从台湾民众的角度看，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在很长时间内，台湾民众自己从未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而是把它当成战后来到台湾大搞贪污腐败、榨取民脂民膏、和台湾民众对立的强盗集团。而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动武”言论，倒是把台湾统治者和民众绑在一起，使台湾民众在心理上和统治当局走得更近。
　　二十年前的“解放台湾”的方针，是把战争的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小撮，而把广大的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台湾民众，当作解放战争的同盟军。正如同在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的人民运动，是英勇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同盟。台湾民众的斗争配合，是“解放台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旦人民解放军登上祖国宝岛，就会出现大军南下江南时所同样出现的情景：人民群众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踊跃参军，欢庆解放的到来。而在今天“对台动武”的场景中，台湾民众只是一个被动的、承担战争损失和牺牲的角色。我国领导人在讲话、社论中，以战争的灾难警告台湾民众，强烈暗示统一战争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痛苦，请他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来防止统一战争的到来，而不是要他们盼望祖国正义之师的早日到来！这样，武力威摄的对象，变成了台湾民众，而不是台独政客，而台独政客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反而都从我国领导人的“武力威摄”中获得渔利。
　　自从国共内战于一九四六年全面爆发以来，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法统与叛乱的关系，而不是什么“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无论从国共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不再把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当作叛乱的匪帮，而是所谓“地方当局”。然而，一个政府坚持对一个地区不放弃使用武力，却又不强调该地区统治者的叛乱性质，这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惯例上都是难以解释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宣布台湾当局是叛乱集团，会人为地加剧两岸的紧张局势、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心理。乍看上去是这样，其实，只要进行充分的舆论工作，其效果应恰恰相反：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要把台湾当局和台湾的老百姓作严格的区分，一方面充分尊重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另一方面指出：台湾当局死心塌地充当外国势力的附庸和走卒，从而无法真正满足台湾民众的这种愿望。一般来说，主权政府必须尽快平定叛乱集团，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乱集团涂炭当地民众，主权政府有责任解脱他们的苦难，因而，国家统一的一个主要内容应是为当地民众担当起主权政府的义务，为他们谋利益。
　　中国领导人说，他们“既寄望于台湾人民，也寄望于台湾当局。”然而，他们不了解，这两者只能取其一，因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寄望于台湾当局”，就意味着忽视台湾人民的权利和声音，只和统治集团和精英政客打交道。“寄望于台湾人民”，则意味着把压迫台湾人民的台湾当局当作叛乱集团对待，真正以主权政府的姿态，区别对待台湾统治集团和台湾民众，否认台湾当局对台湾民众的统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争取到台湾民众对主权政府的认同。
　　简单片面的“对台动武”的提法，产生了恶劣的宣传效果。语言和舆论的力量是惊人的，有时能起到比杀人武器还利害的作用。我国领导人的“使用武力”的说法，到了港台和海外中文媒体，就变成了“对台动武”，显然，中国话里“动武”一词，让人联想到“动粗”、“撒野”等恶棍的形象，在这里，我国领导人所作的“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解释，就被根本忽略了。试举一例：由海外“民运”人士主办的“多维网”转载《温哥华太阳报》二月二十九日报导中国台湾问题白皮书时，中国政府的立场被描述成：“如果它认为关于两岸统一的谈判进展不够快或者缺乏诚意，北京有权攻击台湾及其二千三百万人民。”
　　为什么我国政府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立场，仁至义尽的条件，到了西方媒体那里，就变成了青面獠牙、穷兵黩武的形象呢？这里面，当然有西方媒体的有意歪曲，但是我国领导人自己舆论技巧的欠缺是内因。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北约国家是怎么做的。在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宣传：米洛舍维奇正在实行种族灭绝暴行，人道主义危机中的科索沃仰望着西方的拯救，军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约的人道主义行动才能挽救巴尔干的和平。我们可曾看到“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词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稳定巴尔干几乎成了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众口一致的代用语。看来，仅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为使用武力必须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条件和舆论条件，仍是成事不足的。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结语
　　台湾问题正在走向危机。危机的到来，也同时能够带来转机，它迫使人们去思考有关问题，检讨过去的政策，它将迫使领导层不得不开放有关公共政策的辩论，使社会各界长期以来被压抑、被排斥的声音，能够发表出来，而不再是由领导人及其少数官方智囊和学者来控制政策议程。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也必定随着危机的成熟，而逐渐展开、扩大。
　　目前，公共舆论中流行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思维定式，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即：“和平解决，还是动武解决？”或“早打还是晚打？”，都无法成为真正解决台湾问题的框架，因为它们恰恰是二十年来对台政策遭到挫败的生动见证，是被错误的战略思想所误导进的两难式选择陷阱。一旦政策辩论能够充分展开，人们就会迟早认识到这一点。
　　本文所提出的将“解放台湾”与“一国两制”进行对比的分析框架，就是为了超越“和、战”两个选择的思维方式，以考察二十年来台湾问题发展到今天危机边缘的地步的真正原因。只有如此，才能认识到：“和、战”两个军事上的选择，必须统一在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工作方法之下，不然，无论是“和”还是“战”，都会继续碰壁：“和”很可能是“和”了闯进家门的强盗，而丧失了自己的同胞和盟友，“战”也搞不清为何而战、与谁作战，难免滑入单纯军事观点和对先进武器的崇拜，在貌似强大的敌人的面前，必然会中途妥协、失败。
　　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清楚为何打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也是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明确我方的正义，敌人的不正义，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这决不仅仅是一些空洞的、无法操作的抽象原则，而是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各种生动体现的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优待俘虏政策、改造战犯政策、人民战争、人民大众为主力军的统一战线、敌占区的人民运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些中国革命的传家宝，一定能够发挥出比先进武器还重要的作用。
　　当一个革命政党还执着于最初的革命理想、保留着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时，它的一切政策方针的出发点是群众利益和人民的解放。这也是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祖国大陆取得全面胜利后很长一个时期，共产党坚持“解放台湾”的口号。当一个革命政党不注意克服它的官僚化倾向、丧失革命理想和朝气蓬勃的精神时，就会走上脱离群众、“告别革命”的道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的理想，就会显得和执政者的官僚主义和“务实”态度那么格格不入。无疑，对台政策的失败是和二十年来其他各方面政策和总体路线的失误乃至失败紧密相关的。反省对台政策的同时，也必然要求我们去思考总体上的问题。
　　注：
　　《海峡快讯》2000年，3月18日。
　　《海峡快讯》2000年，3月25日。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131页。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北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九九三年八月，北京。
　　社论：“台湾劳工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海峡》1987年第4期。
　　赵定一，“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夏潮论坛》1984年6月号，p2224。
　　张俊宏，《到执政之路“地方包围中央”的理论与实际》，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
　　《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李莜峰，自立晚报社，1989年。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