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本土资源是救灾的生命线

　　黄福荣的故事已经不用再说了，大家都晓得这位患过肺结核的香港货柜车司机走上义工之路的过程。大家也知道他怎样捐献毕生积蓄，骑着一辆自行车四处为血癌病人募款。最后，我们还看见他的灵柩，里面躺着一个男人；他为了拯救被困的孩子，终于送出了自己仅余的一切。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之下，只剩下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江苏人王颖娜，在四川什邡当过救灾志愿者。她和朋友们在当地曾经见过黄福荣埋头搬桌铺砖，静静地管理一间临时开设的爱心图书馆。她们觉得他很奇怪，沉默低调，总是在大批物资送达大量志愿者抵达之后就消失隐退，转换另一个战场。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就自嘲“因为我普通话不好嘛，所以还是少讲话”；问他为什么不干脆给孩子上课，他便说：“我也没什么文化，不敢教小孩子们啊！”觉得他奇怪的不只是王颖娜，还有当地警察，他们三番两次找他谈话，请他离开。
　　为什么那些警察要找黄福荣问话？一个民间志愿者要怎么样才能赢取官方的信任？为什么一个千里迢迢跑来救灾的义工必须得先过这一关才能留下来做他要做的事呢？
　　黄福荣的例子不是个案，不少志愿者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好心做事却遭人疑虑。这些情况恰好可以用来说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比较抽象，涉及到政府掌控的国家机器与民间的关系。天灾过后，政府到底是应该包揽一切救灾重责，还是愿意和民间携手合作，汶川地震以来，大家对这个问题渐渐有了共识。虽然有些人坚持民间志愿者必须纳进国家的监管，有些人则主张民间自主的权利；可是二者的共存与互动已是不容否认的前提。第二个层面过去就比较为人忽略了，它涉及到本土社会与外来支持之间的关系。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涌进四川。虽然其志可嘉，其情可感，但当时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本地怎样看待这一大批外来者，甚至愿不愿意接受各种类型援助的问题。这话听起来很荒谬，难道人家跑来救你还要你先答应吗？可世界救灾史上却有无数的例子证明这种灾区社会文化的特殊条件确实不容忽视。
　　当年南亚大海啸发生之后，全球救援组织迅速涌进印尼，大家分工合作，首先是擅长医疗工作的跑去救助伤患，然后有擅长紧急重建工作的跑去搭盖临时房舍。当那些临时房舍的预制组件被运到现场之后，重建人员就立刻遇到一个始料未及的难题。原来印尼灾区的居民把厕所设在住家之外，认为这才卫生，但这些北美生产的应急房屋却依循西方传统，将厕所放在住家以内。如果当地人一时适应不了，丢着现成的洗手间不用，都跑到屋外方便，说不定就要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环境问题了。于是救援人员只好邀请灾民合作，改装既有组件，使那些板房变得更加本土化。
　　这次玉树赈灾为救援人员带来了空前的挑战，首先是高原反应击退了不少有心人，其次是言语不通制造了沟通上的困难。正是在这么棘手的情况之下，一支独特的救灾队伍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来自整片藏区的四万名喇嘛。
　　首先投入灾区的救援力量是玉树区最大的寺庙结古寺，然后是南方的康乃寺，最后则是远自四川、西藏和甘肃等地而来的庞大僧团。据报道，这些僧侣不只自己的组织良好，还能协助官兵稳定民众秩序。
　　而且他们说藏语，和灾民的交流不是问题，可以帮助部队解决很多困难。他们发放的粮食也不一样，在路边的施粥站里，僧人会在大锅里加入藏民惯食的酥油。最后，他们还承担了心理康复的任务，为死者火葬超度，替生者诵经祈福。四川甘孜一位宗教局官员说：“他们在精神层面发挥的作用，恐怕是任何其他单位无法替代的。”（见《新世纪周刊》2010年4月26日）
　　出于种种原因，藏民聚居的地域比汉区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资源。可是在国家力量仍然止于县衙门的年代，汉人一样也曾靠着民间的固有网络挺过了千年天灾。那时候的政府远不如今天有效，那时候的国家机器也远不如今天强大；无论是雨是旱，是洪涝抑或地震，首先站出来对灾民施以援手的，通常是不同村落所组成的水利祭祀综合体，以及建立在传统秩序上的士绅长老群，他们在天灾里发挥的力量，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喇嘛一样。那不只是一种物质上的能力，而且还是精神向度的重心，可以维持起码的秩序。地震震垮了房屋，但它却不能彻底震垮一个社区的肌理。
　　不要忽略这种本土的社会资源和传统的文化传承，就算到了民族国家建立得非常成熟的现代，它仍是应对灾难的重要力量。就拿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来说吧，八成获救的民众是被亲友和邻居在瓦砾下挖出来的。日本不可谓不先进了，其官方救灾的经验与能耐独步天下。尽管如此，它到达现场的速度也还是比不上现场的民众自身。仔细考察日本的经验，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或许是它对灾民自救社区互助的重视，是它推广相关知识与技能的计划。再想下去，你便会发现这一切的基础是社区网络的存在。没有人际间的信任，没有邻里关系的健康发展，就不会有所谓的社区；没有社区，又何来社区内的互助呢？至于灾后的重建，当地社区的角色自然也要比中央政府更近身更紧要。
　　假如汶川地震使大家看见了志愿者群体的兴起，看见了民间社会和政府合作的空间，那么玉树地震的启示就是重整本土资源的必要了。我盼望未来的每一个阿福都不必再遭到怀疑，每一个外来的志愿者都能受到当地政府的接纳，我更希冀每一个地区的居民都能在危急关头集体变成当地的阿福，而且受到官方的祝福。
　　（作者为电视主持人、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