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高干子弟”又回来了

　　最近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一些大学作演讲并和同学们作交流，有一个现象让我一度非常吃惊，那就是“关系”是如今年轻的大学生们极为关切的话题。我见过几个颇为优秀的青年，在谈到对就业形势的忧虑时，都抱怨自己没有“关系”，甚至流露出身边“有关系”的同学参杂着愤怒和艳羡的复杂感情。似乎在他们身边随处可见平庸的人，因为有一个好爸爸而轻松的获得令人羡慕的工作。
　　在我90年代中期读大学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说我那时大学里没有高干子弟，但他们当时没有那么让人羡慕，虽然他们也有时候也会显得与众不同，比如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出国机会，都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可是大家并不很放在心上。甚至我记忆中，我在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听到过，同学在议论谁有一个好爸爸之类的话题，我的朋友中也有一些干部子弟，比如爸爸是个市委书记或者大国企厂长之类的，也并没有人把他们视为非常特殊的群体。甚至到了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的同学之间，也很少听说要特别找关系之类的话题。那时比较让人羡慕的工作，是到诸如宝洁、IBM这样的外企，或者一些比较出色的国内企业比如华为、招商银行。赢得这样的工作机会，基本上是依靠求职者自己的个人素质，尤其是外企，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位同学在宝洁谋到了工作，是因为他爸爸是里面的高管。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优秀的同学，家境非常贫困，几乎靠借钱上大学，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学毕业找到一份体面地工作，几年之内就改变了全家的经济状况，把父母都接进了城，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你的身边，总让你感觉到一个社会朝气蓬勃的希望。
　　但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悄然在发生变化，一个我们已经久违了的话题“高干子弟”正在变得重新引人瞩目，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不管其指向是什么，一种强烈的情绪潜流也正在酝酿之中。
　　并不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到现在才出现“高干子弟”，三十年前沙叶新先生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已经表现了一个“官二代”阶层在社会上享受的特权，80年代双轨制下高干子弟做“官倒”所引起的社会情绪也是非常清晰地。眼下这种情绪又回来了，而这一现象只有在近年“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才好理解。
　　在我读大学的90年代中期，是国有企业最不景气的年代，当时谁要找工作去国有企业，几乎是被当做没有出息的标志。个别例外是比如电力局，电信局这样的高福利单位，再就是效益非常好的电视台，他们都是国有的，国有也就是国家干部所有。当时我在电视台当主持人，自以为是靠自己本事，一开始我会看到一些人大学毕业就能进电视台当主持人，似乎没有什么才华，也并不长得国色天香，很奇怪这样的人满街大把抓，为什么要挑他们来当主持人。于是有人就会告诉我，因为他（她）是谁谁谁的亲属。但做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就业机会毕竟不是就业市场的主流。
　　而近年随着“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国有企业对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国有企业不再承担社会福利职责，相反在市场竞争中享有明显优势特权，能够进入这样的企业工作意味着优越的福利，这样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让人们羡慕的求职目标，现在一些重点大学的高材生都把进中石油，五矿当做首选求职目标。而且近年以来政府手里的钱越来越多，这样各级政府都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国投公司”，它们具有大量普通老百姓或者民营企业都得不到的特别的投资机会，其中利润自然惊人。
　　你要是到到谷歌或者IBM找一份工作，这样竞争市场成长起来的企业，随时面临后来者的挑战，所以你的爸爸是谁并不那么重要，你自己能不能干才重要。但到一些因为占据垄断资源而利润丰厚的企业，旱涝保收，并没有什么竞争挑战，像中石油这样的企业，要我说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当总经理都不会影响盈利。在这样的企业要想找一份工作，据说抄表工都能一个月挣八千，更不要说一些更高级的岗位，你的爸爸是谁就非常重要了。尤其是一些国企的高管，他们究竟过去有什么样的业绩，使他们能得到这样令人羡慕的位置，他们的成功道路比黄光裕更不透明，这无疑也加剧了社会对其身世的怀疑，他们的成功很难具有对社会的说服力。
　　当就业市场，这样的国有企业的职位，成为最令年轻人羡慕的目标，从社会公正的意义来说，是这个社会在倒退。国有企业的兴盛，必然意味着我们曾经以为在走向没落的高干子弟阶层，又重返舞台了。
　　写于20100124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曾任陕西卫视、湖南卫视主持人，《南风窗》记者，央视《新闻调查》栏目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