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置业时代的“需求锁闭”

　　内需的问题何以成为一种顽症？
　　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内需的问题更进一步突出出来，但有关内需的话题该说的似乎都说了，而有关的政策似乎收效甚微，内需不足的情况看不出有根本性的改观，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中国的内需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起来的。此后，种种的解释和对策也就不断被提了出来。应当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简单的。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讨论这个问题时，有的学者甚至将过剩的原因解释为产品的花色品种不对路。更技术一点的解释包括，一哄而上的投资模式造成了过剩的产能；东方人节俭的文化造成过度储蓄，从而抑制了消费等等。国外的一些学者就更是强调东方文化的因素，因为他们对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对东亚模式形成的作用印象太深。更为有理论性的解释是中国从所谓短缺时代到了过剩时代。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解释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其中的局限也很明显，从实践的角度看，按照这些解释制定的政策也收效甚微。
　　近些年来，社会学的思路似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也似乎更多地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比如强调内需中的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作用等。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的文章。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思路以及按照这种思路所制定的政策的可能效果呢？
　　首先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对于内需问题的解决有着根本性的意义，而且会关涉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这都是没错的。但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就解决内需的问题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强调纯粹经济因素的思路碰壁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又开始转移到社会因素上来，如收入分配特别是收入差距上，还有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
　　内需的问题无疑是相当复杂的。近些年来，人们开始用最简单的设问不断来拷问这个问题：究竟是人们有钱不花还是根本就没钱？是笼统意义上的没钱还是有人有钱、有人没钱，或者是少数人有钱、多数人没钱？正是在这样的拷问中，扩大内需的思路明显发生着变化。于是，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就成为扩大内需的新思路。尽管也有人认为这多少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但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内需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
　　这个思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事情会是如此的简单吗？一些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其实是很值得进一步来探讨的。
　　中国的消费悖论
　　事实上，关于内需的问题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有关的数据往往也很容易让人们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对于目前我国的内需问题及特点如何进行准确的判断？
　　对中国内需不足问题的判断绝不能简单化。2006年初，我曾发表过一篇题目叫做《蹊跷的内需不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就中国内需不足的特点讲了四个并存，即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也就是说，不能将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简单化。
　　可以肯定地说，笼统地认为中国崇尚节俭、不爱花钱，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几种重要商品的消费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首先是电话，中国的电话是在初装费高达20005000元的情况下开始普及的。我记得当时北京电话的初装费是50006000元，就是这样有的还得托人找关系，而当时人们的月工资只有几百元钱。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才能装一部电话的情况下进入电话时代的？手机就更不用说了，在几年前中国手机的普及率就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再说汽车，当进入21世纪尤其是“非典”之后，汽车开始进入市民家庭，这时中国汽车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当时在中国买一辆桑塔纳能在国际市场上至少买两辆，购买一辆一般的汽车往往需要一个家庭几年的积蓄；再说房子，目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形成了持续的房地产热，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也是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这样的时候，还说中国的老百姓太节约，太不爱花钱，实在说不过去，还要怎么样才算爱花钱？
　　其实，对于中国“消费不足”的说法，一直有着质疑的声音。不久前，中金公司就发表了题为《谁说中国不消费》的研究报告，认为近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平均年增长12。1，远超过其他消费大国的表现。主要原因是城市消费步入更新换代期、农村收入增加较快并开始追赶城市消费，以及“80后”独生子女消费观念的转变推升房地产、婚庆和旅游等消费。对于这些结论可能还会有争议，但至少也可以说明内需不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令我们想到人们描述我国消费问题的另外一些说法，比如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等。这些说法可能不是很严格，所指的也是不同范围的现象。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消费不足的问题，不能将消费不足等同于老百姓不花钱。
　　要弄清楚中国消费问题的症结，需要注意一个现象的存在，这个现象可以叫作“中国消费悖论”，即微观消费热与宏观消费冷的并存。
　　如上所述，从居民消费这个微观层面来看，消费不但不能说冷，而且可以说是相当的热。对于这一点，从居民家庭负债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出来。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09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4。4万亿元，2009年上半年累计新增个人消费贷款6508亿元，比2008年同期多增3920亿元。
　　实际上，根据中国社科院2004年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招商银行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财富“亚健康”报告也表明，我国三成家庭负债率高达四成。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相当一部分家庭已经是债台高筑、寅吃卯粮。这些钱不是消费了是干什么去了？问题只是在相关统计中没有计入消费而已。
　　如果考虑到家庭债务的问题，对中国的所谓高储蓄问题就需要重新进行评估。中国的储蓄率高，这几乎是人们所公认的。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从38。9上升到47。9，即使在经济危机和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子上的同时，也没见到银行中的储蓄大幅减少。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11月底，我国人民币储蓄额为59。27万亿元，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有两个因素使这个印象大打折扣。第一，正如数据所标明的，近些年储蓄的增加主要来自企业和政府，居民储蓄增加得并不快。目前居民储蓄在全部储蓄中所占的比重为46。74，约为27万亿。第二，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居民储蓄余额差不多要缩水两成，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扣掉债务后的居民储蓄大约为20万亿元出头。但即便如此，对于这个20万亿元出头的居民净储蓄，还是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国公款私存的问题远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减掉债务后真正的居民储蓄可能连20万亿元也没有。至少在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家庭为购房已经耗掉了过去多年的储蓄。
　　即使有一些积蓄的家庭，也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股市之中，甚至就连一些退休的老人，也将作为养老之用的余钱投资于股票和基金当中。在储蓄长期是负利率，而房地产和股市又是如此红火的背景下，有关统计数据中的庞大居民储蓄余额是很令人怀疑的。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宏观的消费冷却是真实存在的。首先，近些年来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接近80。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也超过62，2005年下降到52。1，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8。6。其次，是居民消费率不但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目前仅为35，远低于国际5070的一般水平。在总的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率则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1988年的20。0上升到2007年的27。3。相反，居民消费则呈现下降趋势，由1988年的80。0下降到2007年的72。7。
　　那么，宏观消费冷，特别是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是否表明居民的收入水平太低，不能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呢？
　　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老百姓的收入过低，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近些年来一个突出的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财富在劳动者、国家、企业间分配的情况。在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如果只计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这个比例会更低。而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465之间。与此同时，企业营业盈余所占比例则明显上升，由19。0上升到31。3。国家财政收入更是快速增长，是GDP增幅的两倍，2007年增速达到32。4，预算内收入已经达到20的比重。有人估计，国家全部财政收入可能达到30甚至以上。换言之，我们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在劳动者、企业、国家之间的分配比例大体是4：3：3。这当然是居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所占比例过小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说明收入低与消费不足之间关系的证据。但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和澄清。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最终转化为个人消费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公消费”就包括其中。关于这个方面的确切数字是不可能有的，有人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尽管这种消费是极不合理的，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消费来说，公款消费和私人消费的意义是一样的。用公款买一辆汽车与用私费买一辆汽车是没有差别的。其次，还要考虑到，在企业的成本中包含的隐性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所占的比重也会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包括一些私营企业主为了避税逃税将个人消费计入企业成本，一些企业将报销个人消费费用作为隐性工资，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向职工提供相当高的福利等。因此，居民实际消费的总量可能明显高于现在的35的统计数据。
　　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目前人们有关内需不足的印象是需要校正的。
　　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与“需求锁闭”
　　如果说目前我国的消费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不足”，那宏观消费不足的问题又怎么解释？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的总量可能明显高于现在的35的统计数据。这似乎可以校正一些居民消费过低的印象，但不能校正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
　　要客观评估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有一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这就是住房消费。
　　中金公司所计算的居民消费中，应当是把住房消费计算在内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目前统计数据对住房消费是严重低估的。当然，目前的统计数据中是包括了居民住房支出的。但问题是，目前统计数据计算的是所谓居民住房服务的支出，包括租房和自有住房。前者按租金计算，而目前我国居民在租房上一年花了多少钱，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则按成本法计算，即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
　　按照这样的统计口径，2008年，中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服务消费，有关部门的数据是，居民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数据：2008年居民住房服务消费，低于2008年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消费占居民消费8。3的比例。
　　这当然不意味着这一年中国人在住房上花的钱还不如在看病上花的钱多，关键是购房的支出没有算在住房消费里面。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由于房产具有保值增值的特性，不少人购房具有投资目的，因此在统计学归类中，买房属于投资，并不属于消费，而与居住有关的支出才归为消费。据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基本上都采用此种归类。
　　但尽管如此，购买住房的支出是人们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在支出的意义上，用于购买住房的支出与其他支出是互斥的。根据国内一家机构的数据，居民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对GDP的贡献每增加1，相应的消费贡献将减少0。28。因此，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或统计口径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加入消费当中，消费不足的印象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对目前人们所说的内需不足，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内需不足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也确实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消费不足的现象也可以部分地理解为是畸形消费的问题，即居民的支出和消费过多地用在了居住，尤其是购房上。带来的结果就是住房消费挤占了其他消费，在产业上的含义就是一业兴旺百业衰。
　　这倒是可以解释我们经济中尤其是内需当中的一些矛盾的现象。但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还是一种长时期的现象？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就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国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最简单地说，就是从柴米油盐时代进入房子、汽车和家用电器时代。在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和这个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也是如此。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个至少2030年时间的置业时期，这是中国从一个无产社会向有产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时期，尽管以房地产为主要甚至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是比较畸形的。在这样一个时期，除住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会处于一个高度锁闭的状态。
　　这里有一些数据，2009年这一年世界所建新房的一半是中国建的，2009年中国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2万亿元，而当年一手房、二手房加在一起的销售总额大约6万亿元。当然，这6万亿元是不能算到12万亿元里的，而且这6万亿元也不全部是人们花掉的真金白银，有一部分是房屋按揭。但根据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按揭率远远低于50，根据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的说法只有2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是2009年新增个人按揭贷款8403亿元。就按30的按揭率算，这一年真金白银也至少花了4万多亿元。除了这4万多亿元之外，还有这一年人们付的往年按揭的月供、装修的费用、维修的费用、租房的费用、自建房的费用、物业管理的费用等。加起来应当不少于6万亿元。而这一年我们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才只有12万亿元！也就是说，人们在住房上的花费相当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半。如果刨去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集团消费的部分，则住房消费部分甚至已超过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半。换言之，在2009年，老百姓每花掉15元，差不多就有6元是花在房子和居住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一业兴旺百业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但是在中国也有其特殊的原因：我们原来是一个无产的社会，现在开始向有产转变，这个产就是不动产。同时，我们目前又是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人们只觉得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能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的物质。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加之传统的置房置地观念的影响，就使得房子成了人们生活中最核心的东西。我在网上看过一段话，是一个老太太说的，她告诉儿子，战争年代国家是枪本位，老百姓是金本位；在和平年代国家是金本位，老百姓是房本位。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将可以支配的钱主要用在购房上，而紧缩其他的消费和需求，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出的“需求锁闭”这个概念的基本背景。现在社会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呼声很高，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写了很多文章。这无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直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是把多得到的钱用到买房子上。也就是说，要真正解决内需的问题，除了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之外，还要创造条件使增加的收入能够用到消费上，特别是住房以外的消费上，彻底解决“一业兴旺百业衰”的问题。
　　营造确定性和安全感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内需问题，应该可以判断得更为准确一些。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个阶段我们应当怎么度过？出路在什么地方？
　　我的回答是，可以肯定，想越过这样一个时期是不可能的。应当说，目前中国社会中的房地产热是一种很不正常但又有其根据的现象。我们只能适应这个时期采取措施，降低其消极影响，并尽快度过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最关键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应当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极端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是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个因素对于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有着莫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人们提供较为稳定的预期？
　　首先，高度不稳定的用工制度和劳资关系，使得人们对职业具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这包括那些现在收入状况比较好的金领和白领。因为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和淘汰是非常快的。
　　第二，对社会保障没有一种确定的预期，哪怕是目前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将来社会会不会给你养老，会不会给你治病？特别是由于现代人寿命的延长，养老所需的费用大大增加。你不知道有多少积蓄才能够养老。有一次，我问一个大跨国公司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当时她年龄50不到。我说：“假如你现在失业了，也不继续就业，但有一千万的存款，你心里有没有安全感？”她说没有。当然，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一千万也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但对于一个高级白领来说，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远不是一笔哪怕数量大一点的存款能解决的。
　　第三，对货币本身缺少信心。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以年通胀率5计算，今天的100万元10年后实际价值将变成61。39万元，30年后100万元就变成了23。14万元，损失了77。当然这没有计算利息等因素。所以说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加点工资就会用于消费吗？不可能。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只有正常的生活，才有正常的消费。
　　那么，要造就这样一种环境，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在政策的层面？
　　其实，站在常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尘埃落定的过程。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很多重要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这30年，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无产社会到有产社会，从柴米油盐时代到房子汽车时代，我们似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经历了这些变迁的过程。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考虑着自己的生活和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充满了恐惧感。只有当什么时候经济社会环境变得确定了，人们才能正常地生活。因此，我们要促进这样一个确定性环境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现在讲得较多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我认为有如下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促进大规模财富形成过程的结束，保护财产的确定性。前一段媒体上提供的一个数字是，中国住房总价已经超过90万亿元，现在可能已超过100万亿元。90万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是2008年中国居民总收入（12。98万亿元）的7。01倍（当然，在这一笔财富中是包含着按揭）。其中的按揭有多少？在目前我国个人消费贷款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大约占90。到2009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4。4万亿元，如果按90计算，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大约有4万亿元。也就是说，在这100万亿元的不动产中，绝大部分是纯粹的个人财富，这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
　　在房地产政策上，我们过去注意的多是房子的居住功能，而没有对房地产的财富形成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当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让人们对这笔财产有信心，并通过对财产的信心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但我们看到，一些政策取向却似乎是在加强财产的不确定性。
　　第二，要建立财富形成的多种渠道，改变以房地产为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财富形成过程主要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这种载体是很单一的，这是一种有些畸形的财富形成过程。因此，有必要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有人会说，不是有股市，有基金，有债券，还可以投资黄金吗？不错。但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的投资渠道，能够和房地产并驾齐驱的也只有股市。而中国的股市却很难成为老百姓投资的场所。首先，目前中国股市的首要功能是圈钱，而且是没有分红、没有回报的圈钱；其次，这个市场非常不规范，股市中的运作得靠权力，买卖股票要靠消息。这些年来，一般的散户是鲜有从股市中挣到钱的。你可以说现在房地产也有泡沫，也有不规范的地方。但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因此，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在其他规范的投资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消除房地产的投资功能，而是健全其他规范化的投资市场，改变由房地产充当唯一投资品的状况。
　　第三，约束政府从社会中抽取资源的行为。按照一般的估计，现在政府每年拿到的收入，相当于GDP的30左右。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实际税负位居世界第二。但问题是，这些收入用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部分相当有限。政府直接投资和养活行政机构，占据了行政开支的大部分。
　　现在我们要搞社会保障，可以预期，今后的若干年当中，税费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税费负担的加重可能会成为社会矛盾新的焦点。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现象，所有的调控最后都是落实到税费的增加上。汽车多了，要用税费来调控；房价高了，要用税费来调控；贫富差距扩大了，要用税费来调控；低碳了，要用税费来调控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收入的增加，而反过来却是居民收入的相对减少。在今年一些地方的两会上，各种加税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的，不知道为什么人民的代表却在那里亢奋地喊增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应当是减税，而不是加税，尤其是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物业税，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现在人们所说的多套房，是人们在不确定时代寻求确定性的一种努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老人或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们用养老钱购置的。再过若干年时间，中国城市中“四二一”家庭开始普遍化，2个年轻人要抚养4个老人。如果我们再把老人用多年积蓄购置的房子再征收一遍物业税，我认为，这不但会强化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将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
　　第四，就经济本身来说，要适应并逐步扭转“一业兴旺百业衰”的格局。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占GDP的7左右，占投资的14。7左右的比重似乎并不大，但房地产业的关联度很高，带动力强，直接相关的产业多达60个，建筑、钢材、建材、家电、家具等行业的发展与房地产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考虑到间接的带动，涉及的行业就更多。在以房地产为主要甚至是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时代，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具有某种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扭转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政策需要考虑的，一是如何利用兴旺的“一业”带动其他的产业，二是如何尽早促进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向正常的产业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