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不能模糊谷歌事件的焦点

　　自从谷歌扬言退出中国市场后，在全球范围内大家都在争相看这场由谷歌掀起的西方商业vs中国政府的较量游戏。各方面的反应似乎都集中在要把事情政治化。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和总统奥巴马亲自出面干预，西方的媒体也道貌岸然起来，无限制地高扬谷歌的道德，似乎美国（西方）精神可以通过这次机会弘扬开来。很自然，中国的一些媒体和要人也出来做同样政治化的回应。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反应较为理性。有关方面希望在商言商，在商业的范畴内来解决问题，而不想把它抬高到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的层面。实际上，不管谷歌还是美国政府施加怎样的压力，都不会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谷歌不会也绑架不了中美关系。西方公司想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其商业利益，政客干预商业，这些过去已经多次发生过，今后也不可避免。从以往的经验看，遇到这种情况，主要看中国如何反应。不管如何争吵，商业之间不会发生冷战，只有政治才会导致冷战。如果中美双方都无限度地把事件高度政治化，那也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做，牺牲的就是生意。从长远看，政治的干预不可能持续；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最终说话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中国政府不想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是非常理性的。
　　中国互联网业仍无国际竞争力
　　但是，正是因为人们的焦点都在中美两国的政治较量上，就谷歌事件对中国本身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义缺少深刻的反思。实际上，人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总结出很多的经验教训，从而了解到应当做些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而有利于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日后的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使用者多，已经是一个互联网大国，但中国绝非是互联网强国。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尽管有很大的进步，但技术创新非常少，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从经济学角度看，尽管有巨大的潜力，中国还没有形成互联网经济。据研究，中国的互联网消费落后美国近三倍。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西方的所有“对抗”都无意义。中国还处于一个落后状态，国家的技术体制尤其知识经济发明体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技术都从西方学来，而学习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如果去对抗，牺牲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非西方的利益。
　　这里涉及到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竞争的问题。谷歌一走，也许会有其他的搜索引擎分得市场，但很长一段时间内，百度不会有挑战者。可以相信，好的互联网服务都来自竞争。谷歌一旦撤离中国，中国互联网的质量一定会退化。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政府应当大力鼓励竞争。谷歌在中国的竞争力是谷歌本身的问题，但政府的立场应当非常清楚。外界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有关方面在用各种变相的形式来保护民族产业。历史地看，保护民族产业也属于必须，尤其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但同时政府也应当看到保护的限度。一个企业真正的成长动力来自竞争。企业在初期可以在政府保护下生存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必须受制于市场的压力。
　　中国的法律政治性太强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互联网业还未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像谷歌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不仅可以给予竞争压力，还能给予经验。在某些方面，百度在中国有强大的优势；但在国际层面，百度无法和谷歌相比。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如果要走向国际，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学别人的经验。
　　其次是信息流通管理问题。信息产业依赖于完全的信息流通。中国别说发展模式，就是互联网的管理模式也不完善。谷歌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是因为中国对互联网企业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规制。外界的诸多不满，包括中国互联网企业本身的不满，就是中国所用的手段，大部分是政治控制而非表现为规制的确立。一旦进入政治控制领域，主观成分就变得重要。规制和法律都是客观的。不管什么样的法律，做到人人（每一个企业）平等就可以。现在大家都在说，任何外国公司都要接受中国的法律，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法律表现出诸多政治和政策成分，法律的执行更表现为政治和政策性。这是最大的缺陷，搞得西方的一些企业不知道做什么。中国的企业对中国法律的政治性了解深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绕过法律。西方的企业就不是这样了。改革开放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期望通过雇用中国的人才来帮助他们绕过中国法律。很显然，中国必须把政治控制转型成为规制或法律。不能建立一个健全有效的法制来管治企业，无论对外企还是民族企业，都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制度制约。
　　在信息产业，每个国家都有规制、审查，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百分之百的网络信息自由。美国禁止传播关于恐怖主义的东西，英国对侮辱女王的内容要审查，新加坡不可以讨论宗教、种族和语言等有损社会和谐的敏感问题等。任何国家都有其核心利益，这些核心利益不是随便可以破坏的。如果中国对此有明确的法律，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就知道怎么去适应了，来自外界的质疑就自然会减少。
　　政治考虑限制技术进步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问题。对信息的政治控制不仅仅是对信息流通的管制，更会限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规制更多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出来之后，对其适用功能的规定。
　　规制不能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如果一个搜索引擎只能面对有限空间，那就不是搜索引擎了。网络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和人的思维一样。如果你事先被规定可以思维什么，不可以思维什么，那么你的思维就已经受到制约，不会有突破性的进步。技术的探索若受到政治限制，就不会有快速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历史上，中国方方面面的科技也有比较发达的时候，但最终没有找到突破口，而被西方所超越。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因素是政治，很多技术的发展受到政治考量的制约。更多的是，人们因为受到政治的限制而不敢去发展新技术。
　　中国现在的网络技术管理，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和互联网创新精神，都在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比如用法律保护青少年远离色情信息，这是应当的。但现在网络管理缺乏法制管理，好像什么都不可以说。该管的（如色情）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则管得过度。这里有很多因素在发生作用，但政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一些网络管理措施有可能把中国的互联网业管死。尤其现在很多管理者仅仅是官僚式的执行者，他们本身不关注互联网的发展，不知道互联网产业的性质，只知道互联网产生了一些他们认为是负面的效应，需要消除。在中国，政府这么强势，既可以扶持出一个互联网产业，但要从技术上要扼杀这个行业也很容易。不过，应当清楚意识到的是，未来的产业都和信息技术有关。中国花了多少年才赶上来，现在，互联网产业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寻求突破口的关头。如果因为政治因素而妨碍了技术突破，国家的整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这里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民族性格。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其人民所接触到的信息有关。如果某些问题上，人们所接触的只是选择过的信息，就会限制人格的完整。像现在一些激进的（各种）“主义”者的心理状态，与他们接触到所选择信息分不开。
　　要是整个国民的性格都有问题，以后中国怎么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作为政府，就不能只考虑政治稳定，还要考虑社会人格的健康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健康发展。要有健全人格的百姓，需要让老百姓接触到较全面信息，甚至色情信息，最多对未成年人设限。政府要相信百姓的判断能力。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邓小平说过，当中国打开窗户的时候，苍蝇蚊子都要飞进来。但要不要打开窗户？要发展经济，肯定要打开。互联网产业也一样，不开放就不会有进步，但开放，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负面东西。如果光强调控制，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让百姓接受选择过的信息，从长远来看更不稳定。一些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社会出现一些新信息，马上就会不稳定了。这种社会不是有机社会，而是人为的沙堆。一旦缺乏控制，马上就会解体。
　　谷歌事件本身，不管其如何结束，对中国的互联网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但对谷歌事件引出来的一些事情应当给予足够的制度思考。这不仅仅关系到在华外国企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