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美中对抗中的四种主义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期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在这段期间，除非发生巨大的突然事变，中国会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头号敌人。（这当然不是指全体美国人，而是指美国主流势力。）
　　中国就其国力来说，远不足以担当这个角色。就中国领导层的心态来说，极不愿意担当这个角色。中国变成美国首要敌人，皆因苏联瓦解以后，美国主要的真实威胁顿时出现空位所致。
　　成为美国首要敌人的三大要件
　　要当美国的敌人不难，要当美国的首要敌人却不易，得具备一系列的资格或条件，它们约略地可分析成三大类：
　　第一类，政治制度如何？你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在专制中，是威权的（authoritarianism，如皮诺契特统治下的智利）还是极权的（totalitarianism）？在极权制中，是右派的（如纳粹德国）还是左派的（如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这三组变体而言，后者比前者更易于被美国界定为仇敌，因为权力集中的程度更高、更少受到制约。
　　第二类，种族和文化如何？你是白色人种还是非白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非基督教文化（印度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在其它条件等同的情况下，美国对前者更感亲近，对后者更易产生疑虑和敌视。
　　种族和文化这两者，种族更根本，文化附着其上。一九九三年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发表文明冲突一说，影响甚巨，是因为他突出了种族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愈趋深刻和占主导的作用，只不过为了避免戴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他用的是文明而非种族的标签。
　　第三类，国力如何？实力愈强，愈容易自行其事，不听美国的指挥，与之发生摩擦。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种动态因素。增长愈快的国家，愈易于摇撼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六十年代，美国的头号日本通赖世和（Edwin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讲授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他首先展示一张常规世界地图，小小的日本在上面显得毫不起眼，还比不上缅甸和泰国这类四等国家。然后，他再展示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绘制的世界地图，日本顿时显得巨大，比中国还大上几倍！最后他展示一张基于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绘制的地图，就显示出，再过十几年，日本比苏联还要大，直逼美国！这种国力动态比较法刺激了美国人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重视和研究日本。
　　十五年内拖垮中国
　　若在以上三方面具备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但是，只有同时具备三类负项素质，才有资格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比如，身在美国后院的古巴，虽然是左派极权制，又不是白色人种，但它的国力规模太小，就不足以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又如日本，虽然在种族和文化上根本异于美国，国力规模又强大，但它现在的政体是多党制民选的，所以就不易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首要敌人。尽管美日之间经常爆发贸易战，尽管在一九九年代初一部分美国权势团体建议把日本列为潜在的首要敌人。
　　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是三合一：它既是左派的极权制，也是黄色种族和儒教文化的大本营，又是规模巨大和经济力量速增的潜在强国，故不幸地被美国选为首要敌人。
　　说不幸，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一旦美国认定某国为其首要敌人，它就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动员强大的资源去对付这敌人。为了搞垮首要敌人，美国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不惜与它的次要敌人联手。比如，为了击溃纳粹德国，美国与史达林的苏联结盟。击溃德国后，立刻又把苏联确定为首要敌人。为了对付苏联，不惜与红色中国联手。
　　现在，美国正运用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战胜苏联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来对付中国。仅举一例：美国击败德国打的是热战，人员伤亡代价沉重。它击败苏联打的是国力消耗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军备竞赛中，美国战略的机智和苏联决策层的僵化短视，导致苏联不得不把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于战备，结果无力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部门投入足够的资源。到了一九七年代末，苏联已被拖得百孔千疮。
　　在未来的十多年，一方面，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边造就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迫使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另一方面，美国会收紧对华的高科技转移（考克斯报告是最明确的信号），缩减中国汲取国际科技资源的机会。这两手的综合效应就好象是耍弄一只口袋，扩大它的破洞，扎紧它的袋口，它不早早枯竭才怪哩！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苏联在五十年里，就是这样被活活拖垮的，中国大概只需十五年就会被拖垮。这不是耸人听闻：不要忘记，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献身于搞垮苏联帝国的冷战斗争，与共产党国家打交道身手不凡。
　　美国主流已经把中国视为继纳粹德国和苏联之后的第三个邪恶帝国。他们把中美之间的对抗界定为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正义讨伐；民主主义包括对政治、民族、宗教、社会的生活方式作自由选择的权利，共产主义则是对这些自由的压制和剥夺。
　　两大阵营间酝酿重大变化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并不是什么新招数。在几十年的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方阵营都是这么描绘它们与苏联阵营的斗争的。现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是两点：
　　第一，虽然当年美国和西方坚决反共，但共产主义（包括它的价值理念、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那个时代仍不失为世界上一种颇具竞争力的主义。它不但对很多第三世界的人民有吸引力（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经济发展、社会平等的诉求），它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青年激进派、左派团体也有吸引力。换言之，那个年代，美国和西方与共产主义对抗时，并不拥有道义上的压倒优势。而一九八0年代以降一系列事态变化，已经使共产主义在全球丧失了号召力。今天，在抗衡美国和西方主流的斗争中，共产党手中没有意识形态大旗可举。而美国和西方那边，民主参政、自由选择、民族自决一系列原则，喊得理直气壮。你可以斥责它们言行不一，但无法否定这些原则本身的正当性和对各地人民的吸引力。
　　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当年共产主义那边，是一个大阵营，军事实力坚强，西方阵营无决胜把握，故不敢轻易动武。而在今天的美中对抗中，双方实力相差太大。美国若动武，相对成本大为降低。
　　简言之，在今天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王道和霸道皆占上风。在二十世纪大半时间里，美国都在反共，但形势对她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处于如此明显的优势中，人的手是会发的。一九九九年尾，一位在美国政学界从事美中关系研究数十年的专家告诉笔者：在美国主流势力里有一派主张，与其让目前中国的局势拖延下去，还不如支持台湾就独立与否举行全民投票表决。若中国动武，美国就携同盟邦武力介入。中国还有其它的民族问题和内部麻烦，中共同时应付不了这么多爆炸性的难题，会加速垮台。这样就可以把最后一个共产帝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
　　讨论了中美对抗中的两个主义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后，读者会问：这是否说明只要现在中国变易共产主义名号，就会走出被美国当作首要敌人围堵的险境？换言之，美国所打击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
　　在这个要害问题上，信息是矛盾的。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导弹危机后在坎培拉的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上，沙特（obertSutter，时任美国国会关于美中关系的资深顾问）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极易把中美拖进直接武装对抗。笔者问他：假若现在中国政府不是共产主义的，但同样的对内不民主，对外是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台湾不惜用武力阻止其独立，美国的反应又将如何？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美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敌视中国，不会阻止她统一台湾。
　　一九九九年十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极右派的烟草工业代言人赫姆斯（JesseHelms）声明：他虽然在国会竭力推动多项反对中国的法案和政策，但他只是反对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却充满情谊。他的密友宗教领袖葛理汉（BillyGraham）的太太就是在中国出生的，云云。
　　但是，回顾二十世纪美中关系史，可以看出，即便是像蒋介石这样既反共、又长期结交美国的盟友，一旦在重大问题上不驯服，美国也要惩治他，甚至企图暗杀他（一九五零年代初）。美国对右派盟友们这么做不止一次，如对南韩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廷琰等等。
　　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霸权主义的地位，是其基本的战略目标。任何别国对她的霸权地位挑战，她都会报复。但是，报复的强度和方式却大不一样。这就回到前文论及的那三类条件。除非某个国家政权（state）三合一，美国才会视其为首要敌人，必彻底搞垮她才会安心。否则，报复是有限的，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除去某一特定领导人，不会摧毁该国家政权。
　　于二十世纪后半段多次海外用兵的负面正面教训，美国现在已经琢磨出一条维持霸主地位的更加精巧的途径；花尽可能多的钱（高科技战争），死伤最少的美国兵，以减少国内选民的反战压力。同时，凸显美国对他国并无领土野心，制裁或干涉全为伸张民主自由的道义，以减少国际上的反美声浪。
　　民族主义应以民族国家为效忠对象
　　面对美国发展出的新型世界战略，中国政府唯一可借助的，是民族主义（主权不可侵犯、捍卫祖国神圣领土、民族统一大业等等）。但是，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却遭到共产主义的频繁冲击，它太经常地和强制地用是否忠于共产党来划分敌我界线，而民族主义最核心的是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效忠的对象。因为这一错位，中国政府不经意地为美国强硬派做统战工作美国和国际上有很多团体、个人，容忍乃至赞同美国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对中国围堵打击，并非因为他们特别憎恶中国，而是因为看不惯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淡化施政中的共产党特色，使自己无异于一个普通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大国，那么，竭力推动打压中国的美国强硬派，就会丧失国内和国际上的一大群盟友。
　　淡化共产主义特色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无数的中国人（包括很多海外华人）都愿意为保卫中国而战，只有极少数的中国人才会为共产党而战。若中国政府转向以民族国家作为忠诚划界的标准，它立刻就会减少很多同种同族的敌人（从而节省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庞大资源），而激增许多的拥护者。
　　一九四一年六月，当苏联在德国大军的猛攻下垂死挣扎之际，斯大林立即把为苏维埃而战改成为俄罗斯母亲而战。此举有效缓解了在苏共政权下万千受害人民的离心倾向，国民一致，拯救了祖邦。八十年代中邓小平提出，只要台湾坐下来谈统一，北京愿意改国号国旗。可惜这一置国家于政党之上的英明动议，后来无下文。
　　新世纪前期，国际争斗主要是在中美之间进行。基于二十世纪与德国和苏联热战、冷战双胜的经验，美国决不会容忍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崛起为世界强国，一定会用种种手段予以遏制，而中国易被抓到的辫子和被击中的穴位也实在太多（台湾、民族关系、人权问题等等）。
　　在中美对抗中，美国的民主主义旗帜是其巨大资产，极有利于掩饰她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争取国内国际多种力量（包括许多华人和中国人）的容忍和支持。中国愈是显示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上已不是）特征，便愈有利于美国以王道佐霸道，当然也就愈有损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战略目标。
　　站在中国的立场权衡，以共产主义对抗民主主义，无胜算的可能；以民族主义抗衡霸权主义，短期内可以减少损失，中期内可以打个平手，长期内可以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