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墙”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墙是冷战的产物，当时东德政府构筑柏林墙或许是对国际环境压力的一种无奈反应。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赋予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于柏林墙的构筑。围绕着20周年纪念，今年有大量的有关柏林墙倒塌的文献发表，其中一些重要文献是由前东德政府官员提供的，是反思性的。阅读这些文献，不难体会到，墙不仅仅是东德政府修建的，它也是被东德政府自己推倒的。在东德政府统治下，这堵墙越筑越高，越筑越厚。更有意思的是，这堵墙倒塌的关键在于东德社会对其政府改革的极端不信任。在墙被推倒之前，东德政府并不是不想改革。尽管很多改革措施开始到位，但为时已晚，社会已经对政府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不管政府方面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都无法赢回社会的信任。墙筑得很辛苦，但顷刻之间，就被推倒。跟着柏林墙倒塌的是经营了数十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及其各国共产党政权。
　　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西方的学界还是政界都相信，中国也会很快步东欧共产主义的后尘。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预言，“自由在中国必将胜利，共产中国必将终结”。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发生。相反，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全然不同的道路。这自然要归功于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判断。邓小平相信，在东欧和苏联，表面上是社会力量推翻了那里的执政党，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执政党自身，在于执政党的不作为，自己推翻了自己。中国如果要避免走苏东道路，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1992年南巡后，中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上的经济奇迹。中国没有柏林墙。内部的改革使得执政党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而经济发展为执政党提供了充足的新的合法性资源。与此同时，通过开放，中国也和国际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不仅远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多道“社会墙”的出现
　　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遽然发现中国也正在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并且是日益厚重的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笔者曾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各群体间面临的信任（或者诚信）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那么，形式多样的社会不信任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呢？这不是很多人都能清楚认识到的。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旦社会群体和角色之间出现一堵堵无形的墙，信任自然解体，社会跟着解体。
　　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任何改革越来越困难。政府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
　　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是没有正当的理由，而是建立在自己已往的经验上的。中国的改革政策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社会在墙之外，本来就没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各级政府官员都是欺上瞒下。党政官员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隔离于社会，其设计的改革又如何能够体现社会的真正需要？
　　改革越多，基本生存权就越成问题
　　改革本来就是要给人予希望的，尤其是普通人民的希望。但经验则不然。在很大程度上，每一次改革都增加了人民对前景的忧虑感。社会希望通过改革而被赋权，但实际上改革成为了对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权利的剥夺。很多人的感觉是，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权就越成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工作难找和找不到工作（工作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居住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例如住房改革。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少，但问题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发展商绑架了整个住房体系，转而又绑架了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买房、结婚和养家。正是因为被绑架，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没有房的，都不感觉到幸福。教育也一样。教育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的结果都是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不公平。无论是住房和教育，形形式式的改革都在向权钱阶层倾斜。如果从每一次改革中获利的都是权势阶层，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信任改革呢？
　　信任的缺失更使得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法治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所以，提出了要建立法治社会的概念。但人们忘掉了，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法治，法治还必须有更重要的社会基础，那就是社会信任。无论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还是社会的自我治理，都需要法治。不过，中国的各级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同盟已经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没有社会信任，如何才能让社会成员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执行法律的人是公平的？在市场把一切社会细胞都货币化了之后，以钱为本也就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法则了。连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要用货币来衡量的时候，表明这个社会细胞已经彻底解体了。法治是最基本社会正义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不成，那么还有什么比一个由一个伟人统治的人治社会更令人向往的呢？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重生”的。呼吁一个毛泽东式的民族英雄已经成为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了。
　　如果不能出现这样一个伟人，那么社会只能求助于自己了。那就是社会的暴力化。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的暴力化往往导致无政府状态。如果把一个国家分解成为权力、资本和社会，那么在任何体制下，社会是最弱的部分。权力可以保护自己，资本也可以保护自己，但社会无力保护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保护社会的机制，例如福利制度。如果没有保护社会的机制，资本主义也是会被推翻的。是福利社会的产生挽救和保护了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也有保护社会的机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对社会的保障。即使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implicitcontract），就是“你接受我的统治，我提供给你基本的权利（就业和福利等）”。苏东版社会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没有自由，搞贫穷社会主义，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权利也难以持续。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造反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要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但这些墙的存在必然对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政治秩序和社会和谐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对这一点，中国的领导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三个代表”到“三接近（接近实际、接近群众和接近生活）到”民本主义“，这些政策话语的主题都是要拆掉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一堵堵墙。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很显然，如果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在权力和资本结盟的情况下，社会的选择又会怎样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动拆墙，那么社会一旦愤怒，这一堵堵墙终究将会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