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评价岳飞之莫须有

　　百家讲坛总是话题的制造者。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就制造了一个话题其实是把一个争议的老话题又带出来，他说：岳飞、金兀术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很多人由此推论：袁腾飞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袁是不是这意思，有争论，不过，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确实已不再承认岳飞是民族英雄。当初，这一点，也曾引起过巨大争论。
　　说起来，在古代的将领中，岳飞的声誉、地位大概仅次于关公。但过去几十年来，岳飞的命运很不幸。先是五十年代，有人因岳飞曾镇压过农民暴动而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是“人民的敌人”。接下来到了八十年代，开始有人质疑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主要理由是：岳飞不是抗击英帝国主义或日寇，而是抗金，而金也在今日中国范围内，同属中华民族，岳飞抗金不过是中国人内部“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有人提出一种聪明的折衷办法：岳飞是“汉民族的英雄”，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正是依据这样的逻辑，金兀术与他的死敌岳飞并列为民族英雄了。岳武穆如地下有知，对于这怪异的荣誉，该作何感想？
　　形成这种错乱、争议的关键，在于人们错误地把现代的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概念，运用于根本不知此概念的古人。坚持岳飞是民族英雄者，与反对岳飞是民族英雄者，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很多对否定岳飞为民族英雄之说痛心疾首的人动不动就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岳飞看成民族英雄。这纯属无稽之谈。人们现在熟悉的“民族”概念，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最早产生这种观念，十九世纪的德国人将其发扬光大。由此出现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把nation理解为民族，本身就有很大问题。
　　这且不论，在中西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种观念的。因而，自宋以来，人们之景仰岳飞，是景仰其忠与勇。宋人就清楚表现了这一点。岳飞屈死二十年后，宋孝宗追谥岳飞“武穆”二字，并解释说，“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合兹二美以武穆谥公。”前者纪念其勇，后者表彰其忠。后人也就称岳飞为“岳武穆”。过了几十年，宋理宗又谥以“忠武”二字，这两个字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古人眼里岳飞最值得景仰的美德。
　　元灭宋，但脱脱领衔所修《宋史》对岳飞的评论与此相同：“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此处所重者，同样是岳飞之仁智并施、满腔忠义。至于民间对岳飞的赞美，更是集中于“精忠报国”四个字上。明代有几部关于岳飞的戏曲，直接以“精忠”为名，如《精忠记》、《精忠旗》、《宋大将岳飞精忠》等。
　　换言之，在古人眼里，岳飞最值得景仰的，首先是其军事指挥才能，其次是其对君王、对朝廷的忠诚，及对部下之义。这种美德是普适的、永恒的。当年生活于驱逐鞑虏而建立的朱明王朝之下的人，与后来又生活于满人统治之下的人，都会接受这些美德。那个时代的人们虽有夷夏之辨，虽有种群意识，却没有现代的民族意识，因而不论哪个种群，都可以从岳飞身上看到可景仰的美德，对岳飞的评价，虽历三族、四代而无变化、无争议。
　　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传来的民族观念，经过复杂的演变，大约到抗战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观念、意识。此时，评价岳飞及类似人物就成了一个难题。人们陷入两个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而纠缠不清：一方面，民族强大已在人们的价值序列中居于最高位置，因而，人们不再看重岳飞的美德，而更看重他的事功对于民族的价值，尽管岳飞本人从来没有过这种民族意识。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民族概念又是全新的，是基于地理、政治概念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依据这一概念，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冲突就都属于本“民族”内部的冲突，这些战争中的英雄自然就难算民族英雄了，很多人甚至于怀疑那些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而含糊其词地将其一笔带过。岳飞恰恰就是这类战争中的英雄，于是，岳飞是否民族英雄，就成为争论的话题。
　　由此可以看出，评价岳飞之难源于今人闭着眼睛跳进了自己的观念陷阱。人们过于固执地以今衡古，用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要求古人。
　　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同情地理解历史，尊重历史，尊重古人，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岳飞。岳飞从来不是为现代意义的“民族”、更不是为二十世纪才出现的“中华民族”奋斗的，他是在忠、孝、仁、义等传统观念支配下，为君王为黎民而战，其中彰显了忠勇之美德。这美德表现于具体历史时空中，但自身却是永恒的、普遍的。因为这美德，他就当得起英雄之美名。不要说当代中国人，哪怕是西方人，哪怕是当时他的敌人，也可以理解、接受、赞美这种美德，并被其英雄行为感动。而这，对岳武穆这个古人来说，也就够了。
　　岳飞以“莫须有”罪名屈死。今人没有必要以“莫须有”的标准拔高他，更不应以“莫须有”的标准来贬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