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有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转型社会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分化组合，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群体性事件将处于高发期。
　　笔者对近年爆发的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归纳、分类和比较，力求找到不同类别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的不同原因、参与主体身份的差异、事件导致的不同后果以及事件对制度变革的互动程度。第一类以瓮安事件（女学生死亡事件信息的恶意传播影响恶劣、破坏严重事件）、陇南事件（市行政中心搬迁拆迁户上访缺乏有效沟通爆发恶性的打砸抢事件）、孟连事件（胶农和橡胶企业的劳资矛盾政府偏向企业胶农利益得不到合理表达与警方发生恶性对抗）等群体性事件为代表，这些事件我们称为甲类。第二类以厦门“PX”事件（政府要在厦门建立PX重大化工项目市民担忧环境生态环保专家与部分市民诉求政府未果散步较理性解决）、上海沪杭磁悬浮工程事件（政府准备建设沪杭磁悬浮项目市民担心环境质量散步较理性解决）、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长期不合理的出租车管理体制在黑车、油价上升等因素影响下出租车司机集体休息政府及时、主动沟通理性解决）等为代表，称之为乙类。
　　对两类群体性事件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以下问题。其一，群体性事件发生区域不同。甲类多发生在县城、郊区、农村，乙类发生在中心城市、特大型城市。其二，群体性事件诉求的主体不同。甲类多以农民、工人、拆迁户为主，乙类是市民、中产阶层等。其三，甲类表现形式是一种暴力、非理性的诉求，乙类是一种和平、理性的诉求方式。其四，后果影响不同。甲类造成较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社会后果，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乙类没有导致太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以较和平的方式解决。其五，甲类的非理性处理和严重的社会后果没有导致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改进，没有形成制度创新的契机，制度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乙类群体性事件个案的理性解决，但也没有上升到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层面，促成新的制度产生。
　　基于两类不同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和导致的后果、影响，充分说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成长，以及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阶层差距、职业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极化程度。群体性事件爆发也折射了当前社会利益的复杂和利益矛盾的尖锐，也凸显了我国公民利益协调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这是公民政治权利成长，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方式不理性和简单，政府管理模式滞后，政府和民间缺少沟通，以及制度供给不均衡导致的后果，促使公民使用“弱者的武器”。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9年我国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复杂、困难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一系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叠加共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为防控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笔者以为各级党政组织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要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给公民更多的诉求渠道、方式和空间。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正常现象，是公民利益诉求不畅的结果，党和政府要以平常的心态处理，不能采取简单化方式，上纲上线，应该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其实，群体性事件不是个新问题，只是现在受媒介发达的影响和社会开明的推动，报道较多，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群体性事件是近期的产物。党和政府只有以理性的心态对待群体性事件，才能更好地处理相关矛盾，并找到事件背后的制度原因。
　　第二，要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乙类事件中，公民以“散步”、“购物”、“喝茶”和“集体休息”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我们应该让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散步”、“喝茶”、“集体购物”等理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在上面两类群体性事件比较中，笔者发现在大中城市，公民素质较高，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较强，参与和表达利益的方式也较理性，党和政府要主动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让公民在体制、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诉求，尽可能减少公民利益诉求的“非理性”和暴力。
　　第三，要大力培育公民组织，培养公民精神。公民组织是培育弱势群体的公民意识、民主精神、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舞台，公民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可以促进利益的选择、整合、处理，提高利益诉求的质量和理性程度。同时，公民可以通过公民组织协调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冲突。比如在云南孟连事件中，如果冲突双方都有自己的自治组织假设是胶农协会和橡胶企业协会那么在胶农与胶农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双方可以通过各自的组织进行沟通协调，作为组织化的主体，双方的行为将较理性，矛盾的关键点也很好疏通，同时也降低双方的契约成本和信息成本，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要主动加强与民间的互动，努力形成政府与公民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公民通过公民组织与政府对话、谈判和沟通，努力形成制度化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构建一种“回应型”的制度产生机制。这既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尊重，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须。如在甘肃陇南事件中，政府做出市行政中心搬迁的决定后，可以先和相关的自治组织、利益群体进行沟通，把市政中心搬迁的原因、要求及相关善后政策进行通报，倾听它们的意见，听取它们的心声，争取它们的支持和理解。这样政府可以通过民间组织进行社会动员，降低成本和风险，也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
　　第五，要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契机，推动制度领域的变革和创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表面上看是环保、失地农民、大拆迁补偿、侵犯公民权益等个案原因，其根源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长期存在的制度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结果。而两类群体性事件处理，不管是较理性的处理还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都没有导致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改进，没有推动制度创新，制度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对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处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个案的层面上，要借助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来反思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度、体制和机制，争取主动了解民意，以此为契机，促进制度均衡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