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户口让我结不了婚

　　集体户口让我结不了婚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沈颖实习生祝莹莹雷妍发自北京、广州
　　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新城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体户口”的方式落户。这类户籍的奇特之处是，它和民政部门的规定、计生政策相互作用后，只要集体户口者没有在这个城市拥有房产或直系亲属，他就结不了婚。
　　集体户口为何结婚难
　　“结婚是人权，怎么可能买不了房子就结不了婚？”从北京大学毕业三年的杨蕾，就被一本房产证和一张集体户口卡阻挡了婚姻。
　　杨蕾“结不了婚”是因为陷入了由房地产市场与集体户口管理政策组合起来的荒诞怪圈：
　　杨蕾在广州工作后，成为了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杨蕾也面临这个选择。杨蕾的集体户口如迁出落成“家庭户”，就必须要把户口落在当地房产上。但广州的房子太贵，杨蕾的月薪虽然达8000元，但她和爱人仍买不起房，所以他们就“落不了户”。由于他们的现状已表明“迁不出户口”，所以人才市场就不会把户口卡给杨蕾。没有户口卡，民政局就不愿给她办结婚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仅仅因为她是集体户口与无房一族，她就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这种阻碍了杨蕾结婚的户口，是由业缘关系共同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公共宿舍而立户的户籍。杨蕾要结婚，就得成为“家庭户口”，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而立户。所以，集体户口是介于临时户口与常住居民户口之间的特殊户口。
　　杨蕾也曾绞尽脑汁想突破这个由“特殊户口”设下的怪圈。
　　她曾给人才市场写“保证书”，保证“只要把户口卡给我去办一下结婚证，我就在一个月内把户口迁出去”。但人才市场看她拿不出房产证，也就能判断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马上迁出户口去落户的，所以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后，杨蕾就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山西小城，但当地派出所不接收，“往北京广州迁可以，往回迁不行。”杨蕾一家四处托关系，甚至向当地一市级官员求情，但仍无果。她也想过找在广州有房朋友以“表姐表妹”名义落户，最终也没成。
　　经历半年折腾，杨蕾心灰意冷，只打算回家办个酒席，“证先不领了，太痛苦”。
　　杨蕾只是“集体户口”结婚难的代表而已。2009年7月，全国数量庞大的外地毕业生（每年毕业生均在600万以上，由此可推算每年在外地就业的学生将不是小数目），将户口档案从学校集体户口迁出，迁入各地人才市场集体户口。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如果他们买不起房又想结婚，就会面临和杨蕾一样的困境。
　　但即使人才市场发了慈悲心，把户口卡给杨蕾办结婚证，如果她生了孩子还没有房产，孩子就仍会是身份不明的“黑户”。
　　1992年始，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地，逐渐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政策，但不少城市户籍制度中仍保留了集体户口“须有住房”才能为子女上户口的规定。
　　类似的遭遇让杭州市民张剑很苦恼。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成为“黑户”，身为博士的他“深感自己无能”，此皆因为他和妻子都是杭州某人才市场“没有房产”的集体户口。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杭州的房价天价般高高悬挂，买不起房子，经济适用房条件又符合不了，集体户口不让孩子落户，又无法转回农村老家。”
　　一位户籍在山东枣庄的网友在网上介绍经验，如果夫妻都是集体户口孩子落不了户，就贿赂房产开发商，伪造一份售房合同让孩子落户。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户口即使有了房产，生出来的孩子仍可能是黑户。
　　已住北京5年的陆欣欣就碰上了这一难题。
　　她大学毕业后集体户口放在武汉市人才市场，她的丈夫是中科院博士，他们在北京买了房。但由于她的丈夫马上要出国去做研究，集体户口就落在北京市留学服务中心。按北京市规定，此类“学生集体户口”，即使有房产也不能转为“家庭户口”。
　　就在丈夫出国前，陆欣欣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但由于她和丈夫没有家庭户口，腹中孩子就可能成为“黑户”。为此她伤透了脑筋。
　　他们计划孩子出生后就带出国，办护照就需要给孩子尽快落户。陆欣欣的集体户口不能带小孩落户，人才市场说只要有亲戚、朋友在武汉，就可迁出正式落户。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愿帮忙，但武汉市公安局不批，于是她只能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江苏连云港，“市公安局说已结婚的不能将户口迁回；未婚才可以”。
　　连云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给她提出两个方案：让她在当地找个工作，把所有的人事关系都转回来；或者在连云港买个房子，就可落户。陆欣欣不由一声哀叹：“荒唐透顶！”
　　人才市场倒苦水
　　对这一户籍怪圈，南方周末记者作了不完全统计：
　　广州、苏州、沈阳等地人才市场要求集体户口结婚就必须把户口迁走。福州、重庆、西安、兰州、哈尔滨、泉州、杭州、广州等城市多个人才市场规定，无房集体户口的孩子不能落户。北京、宁波、南京等城市子女落户较困难，需要单位开具证明；上海改革后可以落户。这一政策影响了许多人，仅广州、兰州媒体报道称两地就各有十几万集体户。
　　北京政策莫衷一是。2006年初，北京发生集体户口父亲因孩子上不了户口，抑郁症发作，将亲生儿子摔死惨剧（详见2006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头版报道《无户口婴儿之死》），同年官方对该规定作了改革：“父亲是北京市集体户口（不包括在校生集体户口和驻京办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子女可随父报出生。”但附加条件是“集体户口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就可为孩子落户”，这又使不少人“卡壳”。
　　受此困扰的新移民们将矛头指向人才市场。“我们也快被憋死了。”某市一大型人才市场负责人李映辉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
　　李映辉的恐慌是，“如果放开（让他们结婚），几万人膨胀成家庭集体户，就成一个小城市。”
　　该大型人才市场挂有4万多集体户口。由于高校连年扩招，每年新增几千毕业生，而买得起房子迁出去的不过几百人。由于“没人愿意迁回农村，城市户口改农村户口也难”，4万人多数结不了婚。
　　李映辉称，人才市场之所以不敢发慈悲，是因为“前有户籍政策这么死，导致我们只进不出，后有计划生育国策宝剑悬在我们头上”。他解释，挂靠在此的集体户，流动性很强，无法监督，“万一超生，一票否决，我先被免职，计划生育军令状层层签下来。”
　　一位不愿具名的户籍专家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你是集体户口，没人愿意为你的超生负责，包括人才市场。所以你干脆就不能结婚。要结婚，你就必须把集体户口转到房产上，才会有街道居委会管着你，保证你不会超生。而在实际效果上，却又逼着大家都去买房子。”
　　李映辉回忆，有些集体户由于长期被户口卡着结不了婚，结果他们一气之下痛殴人才市场工作人员，“被打得住到了医院”。
　　被迫无奈，李映辉所在的人才市场同意其中的一千多集体户结婚，“条件是在这城市工作，有单位担保不超生”。
　　这一千多户在李映辉这个“超级大家长”看来仍像危险的“定时炸弹”，“超生风险很大”。
　　李映辉一直在绞尽脑汁“甩炸弹”。每次全国各地人才市场负责人开会，他就向其他人讨要“秘笈”：“他们的招五花八门，被逼的都不走正道，有的地方与计生局搞好关系，出了问题不追究人才市场责任。谁都有倒不完的苦水，还不知道向谁去诉。”
　　李映辉期望公安局放开政策，充许集体户“无房可以投亲靠友落户”。但公安局说他们说了不算，“问题是谁说了算呢？”李映辉一声长叹。
　　凭户口卡结婚遭学者批评
　　李映辉把集体户口问题归结到公安部门的户籍改革。但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公安部门在替人背黑锅。”
　　在为谁背黑锅？王太元认为是在替“制定了不合理规则的民政、人事、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部门”背黑锅。
　　“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户口制度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个社会领域错用户籍制度管理内部事务。”王太元说。
　　如对集体户口结不了婚的问题，王太元认为：“拿户口卡登记结婚根本不讲道理。婚姻法里有要求是本市户口吗？民政部清楚。”
　　自1985年身份证颁发，国务院、司法部、民政部、公安部等四部门一同发文，凭身份证结婚、离婚。
　　实际上，全国婚姻和计划生育信息系统早已联网，民政部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有手段查出此人婚姻和生育状况。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看来，一系列死结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1977年后，集体户口异化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
　　一个在大城市的大学读书的农村孩子，尽管在读期间有大学集体户口，但如果他不能获得留京户口指标，户口仍会被打回农村原籍。“集体户口是过渡户口，各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
　　李映辉提议的“投亲靠友政策”就会突破外地人口流入城市，自然不会被采纳。
　　被各级官员们多次引用的改革反面案例是，郑州市曾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但一年之后却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急刹车”。原因是此类户籍改革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
　　王太元认为，跟户口有关的不公正，90以上不是错在户口本身。根源要追溯到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户口卡与就业权、教育权、分配权、住房权、工资福利补贴权等各项社会利益捆绑在一起。“画地为牢”的管理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还适用，“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仍习惯性沿用‘绝对错误’”。
　　但现实是，城乡间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在近年愈加剧烈，导致户籍与福利的绑定关系更加牢固。在北京，买节能灯泡、妇女肿瘤筛查、老人免费逛公园等都要北京户口才能享受。
　　故而，王太元认为，应该把户籍还原到“登记、统计、管理人们基本信息的”单纯功能，改变用户籍制度管控各个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福利的做法。
　　改革者建议给户籍“减负”
　　王太元“替户籍减负”的观点与公安部的表态相吻合。
　　公安部分管户籍的有关官员曾公开称：“现行户籍制度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也严重制约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程。”
　　事实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但至今无法实现改革目标。
　　2006年，国务院14个部门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
　　了解内情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调研组得出的结论是：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错综复杂。不研究解决好相关问题，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稳步推进，建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对计划生育、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教育等与户籍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制定出相应的过渡性措施。
　　近年的户籍改革，主要由公安部推动，还涉及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卫生部等，但“无实质性改变”。
　　王太元解释，“这和利益涉及面太广，与各部委的协调配合难度大有关”，所以他认为“不改革现行社会政策，户籍改革单兵难进”。
　　但这并非一定要中央改了地方才能改，上海对集体户口就作了有益的改革尝试。
　　2008年上海“两会”期间，该市政协委员沈以华提案，上海集体户口家庭未成年子女落户难，一直是新上海人关心的重要问题。不少新上海人短期内还难以具备买房条件，子女落户“门槛高”，容易间接导致人才流失。
　　此后，上海市公安局迅速修订了相关政策，允许此类集体户口子女在没有买房的情况下落户，但对集体户外省市配偶及子女不能享受就学、就医等市民待遇问题尚未涉及。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6日第13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