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遗：“车改”咋像“分赃”？

　　据说全国一年的公车费用是3000多亿，这一庞大的开支曝光后，着实令民众大吃了一惊，由此，民众也发出了一片的质疑声，质疑“车轮下的腐败”。在民众的质疑中，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都已“意识”到公车的费用实在是太大了，应当实行改革，缩减其费用，降低政府的运营成本，否则难平民愤。也就是因为此，中央有了“车改”之意，地方政府也有了吃螃蟹者，如前几年的南京车改，近来的“杭州车改”、“辽宁宏伟区车改”等等，都是车改的先行者。
　　尽管南京车改没有成功，没有成为样板向全国推广，但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据说，杭州的车改就是在吸取南京车改的“不足”和“教训”后进行的，推出“一般市级机关的车贴标准分为9个档次，上限为每人每月2600元，下限为每人每月300元”。因此杭州的车改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专款专用，防止车贴变“福利”。杭州车改没有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模式，而是将车贴“一分不剩”地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专款专用”。卡内的车贴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公交车、出租车、市级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加油站、车辆年检、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方消费。
　　二“不留公车”，防止“钱照领、车照用”。杭州车改方案规定，车改单位公车“一辆不留”、一律上交，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社会公开拍卖，涉改车辆拍卖所得上缴市财政。
　　三车改核心，能否节约“真金白银”、遏制“车轮腐败”。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章永表示，看公车改革是否有实效，主要把握三个评判标准：是否能降低行政成本、能否真正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涉及公车的腐败问题、是否保证工作效率和行政效率不受影响。据统计，杭州市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7个先行试点公车改革的区，车改前公车费用9354。7万元，车改后实际开支5796。02万元，下降38。
　　相比杭州的车改，辽宁宏伟区的车改，更是牛气实足，据报道说，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后，宏伟区按照五个等级发放车补，其中级别最高的书记、区长（县级），每年补贴7。6万元，平均每月可领6333元，科级：2。47万元年（相当于杭州局级），科员：500元年，全部是免税的，而且都是直接发现金。
　　然而，以上车改，无论是杭州的，还是辽宁宏伟区的，一出来便遭到广大网民的质疑，有人撰文说，这是“特权合法化的招牌”，也有人说“车改的账从根本上就错了”等等，无论人们是左看右看，还是横看竖看，这车改，都可称其为是“分赃”，换句话说，车改就是官员冠冕堂皇地私分公有财产，找到的一种合理的“形式”和借口。为何如此说呢？笔者有以下四个理由：
　　一、补贴标准测算“水分”太多。众所周知，无论是杭州还是辽宁，在实行车改之前，都要对官员的公务用车进行测算，也就是说，什么级别的官员用什么车，用多少次车，都是通过官员平时的公务测算出来的。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各地对官员的公务用车测算，非常令人感纳闷，因为各地方同级别官员的公务用车水平相差很大，就拿县级来说吧，南京为1800元月，苏南地区2400元月、宁波北仑区2200元月、山东威海市2400元月，珠海、东莞3000元月。而杭州市为2600元月，辽宁宏伟每月可领6333元。
　　以上车补标准，笔者虽然不知道各地对官员公务用车量是如何测算的，但是，从各地不同的补贴标准来看，官员公务用车的测算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他们都是“结合当地实际”而定的。换句话说，这种测算存在很大的“水分”。想想便知，在车改前，公务用车费用之所以会很大，是因为里面存在各类腐败，比如，官员因私用车，驾驶员因私用车，维修上拿回扣等等，如果遇上腐败的官员，他们会“二奶”的费用，也是当作公务开支的。所以，同样是县级官员，同样是在中国工作，他们的公务强度，公务频度都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腐败的级别相差很大啊。试想，如果张二江没有被发现是腐败分子还在台上的话，那么车改时，张二江连同其107个情人、二奶的用车，会否纳入财政预算呢？笔者以为，这是肯定的，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张二江一个月的车补还是几千元那么简单吗？回答是否定的。所以，笔者以为，车改的补贴标准是个“气球”，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能大能小，是水做的，无法服众。
　　二、补贴必然变“福利”。从车改来看，杭州市称为了防止车贴变“福利”，实行了“专款专用”，将车补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这种方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效，能够防止官员将“市民卡”中的资金变现，然而，在制订规定的时候，却忘记了中国人是最善“变通”的。大家想想，当年医改之时，医院里竟然有“家用电器”之类的东西，换句话说，医保卡用不完的钱，就可以在医院“变现”。再比如，浙江出现的“烟票”腐败案（送礼就送烟票，然后再拿烟票到指定地点变现）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策”。试想，杭州的“市民卡”还不能“变现”吗？如果说，辽宁宏伟的做法是简单的，直接的，就是发福利，那么，杭州的做法是复杂的，间接的，说白了是一种“迂回”福利，具有隐蔽性。所以，无论两地车改如何变化，方法如何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车补的性质就是一种“福利”。
　　三、费用下降只是“晃子”。众所周知，车改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费用”，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从报道中看，杭州市说，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7个先行试点公车改革的区，车改前公车费用9354。7万元，车改后实际开支5796。02万元，下降38。这一句描述，至少存在二个问题，一是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7个先行试点公车改革的区，车改前的费用没有“差别”，会一模一样？这难道不令感到奇怪吗？而且费用是9354。7万元，比重庆区级政府三年公车消费6071万还多3000万元。
　　试想，如果按辽宁宏伟区的车补标准，杭州的车改费用岂非超过车改前的费用？如果按杭州的车补标准来反推，那么，辽宁宏伟区车改前的费用会是多少呢？笔者以为，至少是亿元以上的，所以，按宏伟区车改补贴来算，宏伟区比车改前“直接节约车辆费用177。92万元”的说法，与杭州的车改比，存在相当严重的矛盾，如果将两地比较起来看的话，真是难圆其说啊。人们也不禁要问，如果说重庆区级政府三年公车消费6071万，令人非常震惊的话，那么，杭州一年费用是9354。7万元，辽宁宏伟区一年费用上亿元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车改降低费用不是“晃子”，又是什么？难道没有为掩盖其“分赃”真相，而故意提高车改前公车费用的嫌疑吗？
　　四、“盛宴”变成了“共享”。众所周知，在车改前，用公车的人大都是领导、驾驶员和与领导、驾驶员关系好的人，当然，也不排除真正的公务用车。如果把车改前的用车人，称为“盛宴”的话，那么，车改后就是一种“共享”的模式了。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车改前，用什么车，都是领导一句话，车子如何维修，费用是多少，都是驾驶员说了算，所以，公车费用之所以高，与一些人的腐败是分不开的。而如今，车改就是打破了这种格局，凡工作人员人人有份，只是多与少的区别，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领导吃肉，一般工作人员吃汤”的利益共享理念。说白了就是一种“集体腐败”的表现。
　　对领导干部来说，以前虽然有车子，花钱也不少，可就是不“长肉”；如今车改了，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了，那就是自己长“肉”了，是看得见模得着的“真金白银”啊，所以，哪位有权的领导干部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呢？因为，为官一世，总有离职的时候，真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试问，杭州的车改、辽宁的车改，不正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吗？
　　对一般工作人员来说，车改前公车与已无关。不要说无利可图，有时还眼红呢？而如今车改了，自己得到的钱虽然不多，但与车改前相比，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不管多少，怎会有想法和意见呢？所以，有了这样的利益后，一般工作人员，明知有人借车改之名“分赃”，但也不会去反对的，更要说去举报了。可见，“利益共享”是多么地深入人心啊！
　　综上分析，当前的车改就是官员集体“分赃”的一种表现形式，当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