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加明：群体性事件对和谐社会意味着什么？

　　我们常可以看到“和谐”的身影，或者是政府维护稳定，或者是朋友间的戏谑，或者是一只只“河蟹”，但从未间断过的群体性事件却时常惊扰我们“和谐天朝”的迷梦。我已陆续收集分析了二三十个群体性事件的案例，最近尤其仔细地关注了石首事件。越来越感觉到该问题非常重要，其对和谐社会的意义尤其重大。
　　如今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基本放开，有成为当前社会科学干预分析的中心的趋势（至少可以讲是热点），对理工科也产生了冲击。心理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中的危机传播，公共管理学中的危机管理、冲突管理，信息管理中的危机信息管理，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经济学中的公平效率理论，法学中的民主宪政问题，医学中死亡鉴定等等，甚至直接衍生出了沈阳大学的信访专业为何这个问题为各个学科提供了如此丰厚的研究素材呢？
　　在网络的作用下，中国已经步入了麦克风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对于群体性事件，最高领导人或许频繁地指示，省部级领导干部或许火速赶往现场，当地领导或许千呼万唤不出来，也可能如石首市长一般，鱼翔浅底，秀秀泳姿。但对于大多数平民而言，他们因此不再沉默，他们通过帖子、论坛、手机图片、录相、短信等形式，行使天赋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让部分脑子生锈的官员们惊呼“群体性事件蔓延到网上，网络的群体性事件最可怕”。很多群众不愿意不明真相，也不愿意背负“不明真相群众被蛊惑、煽动”的欲加之责。不幸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黑恶势力”、“不法分子”都没有得到透明的处理，搞不清他们的踪迹，倒是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无缘无故的也成了明白真相的操纵者，而被“绳之以法”。可喜的是，也出现了薄熙来的新思维，石宗源的深反省。但愚蠢者也不乏其人，他们竟然通过断网、屏蔽手机信号、停电等“新式极端化”的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粉饰和谐之表象，来扶住头上之乌纱
　　群体性事件曾经敏感到政权稳定的高度，如今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虽然应该脱敏，但它还是脱不去其中的一些意味。毫无疑问，总体而言，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尚处于维权性、泄愤性的阶段，组织化程度不高，暴力化程度较低，经济性和情绪化色彩明显。但明眼人看来会有所疑惑：为何当地数以万计的群众会借此机会泄愤？为何21世纪的公民会在一些偶然事件的作用下形成群体的无意识？为何官民冲突、警民冲突、贫富冲突屡屡出现？其背后广泛深刻的制度机制、政治经济原因不可不察！
　　俗语有云“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少官方人士都认为80的上访是有道理的，从这里至少可以推断出，这些群众不是无理取闹的刁民！这样由上访、抬尸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更值得认真地分析与判断。
　　央视名嘴白岩松，曾有名言“我用建设来破坏”。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稳定仍然很重要，但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维持原有的静态稳定已很难，应摒弃旧有思路，以破坏来建设，追求动态的长久稳定。改革步入深水区，发展成果不是普惠到所有阶层，而是严重失衡，沉默的大多数已经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想继续发挥改革的正面效应，必须确保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实现阶层结构的合理化。我们必须清楚，为了追求和谐，不能高呼和谐口号，一味掩盖矛盾而行破坏和谐之实。
　　温总理曾说过，现今不是听功摆好的时候。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就是要社会阶层之间能够对话、谈判而和平博弈，事实上，由于“稳定压倒一切”及其它意识形态的阻滞，要形成规模化、制度性的群体之间良性互动，可能性不大。群体性事件貌似撕裂了社会秩序，但更表明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艰巨性。因为多数人的沉默，弱势群体一直在承受改革与发展的代价，比如农民、下岗工人的利益诉求，可能会在沉默中边缘化、消亡化。在当前背景下，这种“破坏”就是建设。基于此，突破体制的举动可以推动体制的进步，可以加速社会生态的重构，破坏性建设反而是通往美好愿景的和谐之路。
　　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体制已不可能再保持封闭，由于民众的自觉，社会结构性压力已开始破坏体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种充满政治风险的突发状况，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局面失控如此，外部压力便成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无疑，群体性事件是一种体制外的政治参与方式，具有极大的风险，但现在看来确实没有完善的替代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并非现在才有群体性事件，其实民间早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俗语，而且也有过不少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只是在网络兴起、民主意识觉醒、利益矛盾激化、社会阶层对抗增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才“网民吵一吵，群众闹一闹，官员动一动”。这几年的群体性行为，实在太多，平和点的如厦门PX项目的散步事件、出租车罢运等等，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合法抗争的社会运动。由于社会矛盾丛生，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大量社会成员长期处于被剥夺、被损害的境地，许多偶然事件成为引燃干柴的火花，当地民众借机愤起而表达不满。就当前而言，政府高层在处置理念和方式都有进步，至于底层应对却实在令人失望（在部分地区底层不作为正是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只有应对得宜，才能使群体性事件不会从维权、泄愤的水平上升为“骚乱”、“打砸抢烧”社会问题广泛存在，根源深刻，通过大接访或下访都只是权宜之计，相互的“访问”而不达成契约的制度，怎么可能长久？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带来了冲击，也给执政者提供了改革动力。
　　如今网民已有3亿之众，他们中不少人通过密切的关注和直率的评论，推动着越来越多重大事件的真相调查。中国已然处于信息社会的洪流之中，互联网带来的沟通便捷与信息畅通，可谓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部分地方竟然通过断网、屏蔽手机信号，抗拒这股洪流，何其愚蠢！何其可笑！在情绪的冲动、利益的促动下，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采取自己的行动，政府感受到压力，社会也增强了活力。在多方博弈之下，网络经受了洗礼，所谓“三俗”是网络发展的必然现象，需要合理规制，但公民有在法律范围内自娱自乐的权利。中国好不容易发育出来网络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政府与社会的分离已现雏形，公民权利与社会正义得以部分伸张，若在此时横加遏制，只能加剧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一步破坏人们对改革前途的预期网络与现实交映的群体性事件，锻炼了公民队伍，也推广了公民教育，让他们学会观察真相，学会主张权利，不再被形容为“不明真相”与“别有用心”。
　　只有不作误判，才不会病急乱投医。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与和谐社会的愿景之间，巨大的落差或许会持续很久，只有清楚群体性事件对和谐社会的“破坏性建设”、“改革动力”、“公民教育”的意义后，才谈得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升级和失控，消解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化、暴力化、政治化，才可以期待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作者简介：卢加明，男，1986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