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小众资本主义”难以持续
2月26日 鬼神氏投稿 这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及后果,每天都在以种种方式展现出来。中国迄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次全方位的冲击之下会作出什么样的调整,这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制定者到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
应该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细节和扩展的速度,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相当意外。但是,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来龙和基本根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泡沫、美中经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层问题,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讨论过相当长的时间了。同样,有关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此种模式光辉层面之下的结构性失衡的讨论,无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也讨论过多年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可谓连篇累牍。
客观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场源自国外的传染病、急性病。但是,在这场传染病的打击之下,中国自身隐藏的慢性病也迸发出来。中国当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传染病是外因,更多的是自身肌体内的慢性病在外来传染病的突然打击之下集中爆发。
从宏观角度解析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理清这条脉络,对于反思中国过去30年的成果与问题,至为重要。可以再次强调,很多病灶多年来就在那里。所以,尽管是外来的传染病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爆发的时机、具体的表现细节,难以事先预测,但必须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自身的问题乃是多年生的慢性病。分析这种病灶的成因、寻找解决的药方,是今天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研究界和政策界,不可推卸的职责。
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可以从“两条道路”来总结。而两条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又应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
所谓“两条道路”,是指30年前我们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转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是均、贫。那时全中国的居民,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享有对公众保密的特供保障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均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三十年前起步的中国改革,是从这样一种既平均亦贫困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变。
对过去30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研究者能够总结出很多特点。在它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一部分”的少数人先发财,是中国30年发展的基本道路。必须说明,从毛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向邓式的中国资本主义转轨,是一个大进步。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探讨就失去了积极意义。
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过去30年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先富起来”的,多半是中国社会的边缘分子(marginalsegments)。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当时的顺口溜上,即“不三不四的发了财”。这些边缘人物,或是曾经饱受打击的“黑五类”,包括“劳改劳教”释放分子,或是曾因投机倒把被处理过的,或是上山下乡人员中的不安分者,或是曾冒着风险从沿海倒卖走私商品的,或是偷偷进行外汇交易的总之,他们是在毛的激进时代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贱民”,邓的政府也不把资源给他们,他们只好靠自己。一无所有,胆子就大,最早“发财”的,多是这些地位底下的小买卖人。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当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刺激。很多当时的精英阶层,对这些忽然冒头的边缘分子很不服气。不满也来自政治上刚翻身不久的知识分子,当时曾流传一些说法,比如,有人称外语学院、艺术院校的女教师,伴舞(指在健康正当的舞厅)一晚的收益,比她们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影响了另外一个更厉害的群体,就是掌握实权的党政官员,他们受到的刺激更大。官员们觉得自己是如此能干,还掌握着那样多的资源,经济上却不如那些不三不四、曾被他们打击和惩罚过的边缘分子。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快导致另外一些人捷足先登,变得“先富起来”。于是,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那些发财方式,如特权经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等。所有这些术语描写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特权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我认为前一个术语更准确一些。
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退化的低级方式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如管钱物管项目)或政治权力(如管组织管人事),来为自己或亲友谋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官僚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官僚们虽然也在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但主要是为国有的、政府控制的企业牟利,尽管个人也顺便有些灰色好处。
中国过去的30年,客观上一路走下来的,就是邓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小众资本主义”。这条道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的“边缘人”的小资本主义、小打小闹的资本主义,它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为主体的。然后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快演变成“特权资本主义”。
我这里是从宏观的比较角度,来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以及第二条道路中的两个阶段。“小众资本主义”导致的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结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里的“富、穷”当然是相对而言。不过,这种三富三穷的结构,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缺乏宽广坚实的社会支撑,一遇国际经济衰退的风暴,就易引发国内经济的大动荡,提心吊担中国会发生全面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下文,我会以比较具体的方式,来试图说明:为什么中国的小众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应该并且如何作大幅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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