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普世价值是中国走向光明必经之路
2月2日 楚倾云投稿 汶川大地震震出一个普世价值之争,各种思想派别、文化主张再次登台交锋。
2007年谢韬文章激起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之争,2006年贺卫方发言引起西山会议之争,2005年刘国光发起“马”、“西”指导思想之争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解释,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理论的作用是为人已有的行为找理由,为将要采取的行动找根据,为未来的努力找目标。我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思想流派,各有思想源渊、各有拥戴受众,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我参加了前面三场争论,这次也不想漏掉,就发表我的一家之言。这场争论是由司马南批评南方周末的评论员文章引起的,嘲讽、挖苦、指责、扣帽,充分显露了他喜笑怒骂的才气、辛辣尖锐的笔调。
司马南说,他对南方报系“用普世价值的锤子,找茬敲打中国”的言论,早有不满,这次终于泄愤了。这位以反伪科学著称的“科学卫士”是冲着“普世价值”来的。我邀请他参加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希望就普世价值进行讨论,无奈他已有安排,只能作罢。
我在会上的发言发表后,司马南对我的回文十分客气,说本来可以回手一剑,但怜悯我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的长者,也就手下留情了。看司马南批南报文,他是一个有高度爱国心、高度责任感的人,普世价值之争系国家安危,正是从此出发,他又是写文章、又是做报告、又是接访谈,掀起了一场大争论。怎么能仅仅因为我是长者,而于国家安危之顾,笔下留情呢?所以,请司马先生,拿出批南文的勇气与才智,我们讨论一番。普世价值之争确系中国的前途、民众的命运,非常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司马先生说我没有认真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仅据只言片语推论,那错了。我仔细看了他有关普世价值之争的所有文章,才觉得事关重大。司马先生的意见并非一人之见,是很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中国改革系列方向之争的延续。
司马南笔下的普世价值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得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由国家政权认可、广大民众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由此形成道德规范、制度安排、法律规定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靠国家政权的强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来维系。那么,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吸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二是借鉴外国、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三是根据现时的国情构建创造。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今天用,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中国用,这就是普世性,即超越了阶级、民族、时代、国界具有了普世价值。而我们现在构建的价值观也可以对外国、对未来具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讲,一个先进的国家和民族都不会拒绝普世价值,一个起码的前提是不会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人类精神成熟的标志。
司马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却是混乱惊人。一会儿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说:“价值如果要普世,从时间上来说,今天的人怎么去普昨天和明天的世呢?从空间上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生活在已有的历史之上的,要象给计算机清零一样给人和国家清零是不可能的。”一会儿说:“普世价值”这玩意儿还是有的,只是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普世价值的定义权也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一会儿说:“普世价值是个复杂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普世价值也许不错,象巧克力,或咖啡,或卷烟。这玩意儿,摆着玩可以,尝尝鲜儿,也成。当饭吃,不靠谱了。”一会儿又说:“无论任何人,以什么漂亮的理由,引诱威逼我们贪爱罂粟花的美丽都可能使人民共和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普世价值被当做了毒品。另一处称为“木马病毒”,还有一处说普世价值是神话。总之,司马先生对普世价值愿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还真长了见识,能这样随意解释一个概念的人,还就数司马先生了!不过,你既然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大做文章,你自己究竟怎么看,总得有一点谱,怎么能如此昏昏然?这决不是一个“科学卫士”的路数。
通观司马先生文,我感到情绪多于理性,意气多于分析。他充满着阶级感情与爱国热情,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是国际斗争的警觉。他之所以反对、怀疑、警惕普世价值,是由于美国的险恶用心与恶劣行径;同时,他坚决捍卫现体制,不满“反体制”的言论、行为,认为“有些精英,灵魂被人家收买了,他们把语焉不详的概念捧得这么高,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完成村长家某下人布置的一项具体任务。”他这里说的“村长家某下人”也许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路数,我是比较熟悉的。大凡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上是美国中情局派来卧底的,这是左派惯用的批判手法与逻辑思维。因为美国鼓吹自由、民主、人权,你竟然吹的是一个调,按阶级分析法与敌人拥护就必须反对定理,你不是美国特务是什么?
所以,按司马先生为代表的左派逻辑,确实无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西方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之都是属封资修之列。可是,司马先生却又主张“中华文明复兴”,那我也给你戴一个帽,这是公然鼓吹复辟封建主义,如何?
人的生命尊严不该维护吗
引起司马南激愤的是南报这段话:“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南报这里说的普世价值是指“国民的生命尊严”,而司马南恰恰反对“国民的生命尊严”作为普世价值。他说“有人说不杀人(尊重生命)是普释价值,君不见杀人的理由何止成千上万,要不要执行死刑成了问题,计划生育是不是杀人也成了问题”他的逻辑就是世上还有“成千上万”杀人的理由,所以,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文明原则也不能成立。连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价值观,司马南都反对,那南京大屠杀,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说,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这顶帽子不是我强加于你的,是你反普世价值确实反过了头。
南报強调“国民的生命尊严”,有什么错吗?建国后30年间,镇压阶级敌人,从地富反坏,到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到走资派,到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以至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为敌人,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就成为反革命,数千万生命被残害,连同他们的子女家人遭连累。这个教训不惨痛吗?改革后30年,情况好多了,但是“国民的生命尊严”不被重视,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现象,依然大量发生,不断发生的矿难惨案、山西的窑奴事件、刑讯中的逼供讯、污染环境对健康的威胁还有一个数据,尽管我一直在呼吁,但从政府到社会都不重视、不关注,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汶川地震死了6万多人震惊了世界。而近5倍的人自杀,却像没有发生的一样。我相信还有大量没有揭露的事件。难道呼吁尊重生命,有什么不对吗?南报后一句话“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引起异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普世价值存在不同的认识。
一般认为,普世价值指的是西方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把汶川救灾说成是兑现西方价值观,当然是不妥的。没有西方价值观,我们就不救灾了?或者我们救灾是做给别人看的?司马先生对此提出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司马先生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不过是一个由头而已,他要反的就是普世价值观。
民主是坏东西吗
司马给我的回文说:“司马小子并不反对什么普世价值小子所论盖属政治价值层面,基本与个人道德价值层面无涉。徐老人家真真冤枉我也”。所谓价值观,一定涉及法律、制度、道德层面,也就既与政治有关,也与道德有关?哪有与道德无关的价值观呢?
他说的政治价值层面是什么意思呢?他花了很多的笔墨反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这确实是当今中国争议的一个焦点。民主的原则与实践、理念与事实、形式与内容存在矛盾、冲突,民主存在虚伪、造假等等现象,这是因为人类社会还存在势力集团,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使美好的东西变异。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原则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仁爱、忠诚、友谊、信任,哪一个没有被践踏过、玷污过、挪用过?能因此而否认、抛弃这些原则吗?用“法西斯通过民主的形式选举选出来,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也通过了民主形式”这么两件事,就能证明民主不是好东西鸣?如果这种逻辑能成立,世界上还有好东西吗?司马南极力推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不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欺骗、愚弄民众的口号吗?请向,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统治阶级实行过“民为邦本”的原则?相比而言,实行民主,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至少给民众表达民意的机会与选择的权利,多少接近一些“民为邦本”的原则。而民众连表达民意的机会也被剝夺,更没有选择权利的制度,是“民为邦本”吗?我不能证明民主一定是“民为邦本”,但反民主一定不是“民为邦本”。请司马南举一个实例说明,人类历史上哪一国家、哪一社会实行了反民主的“民为邦本”?司马南称“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那就请给我们“案例教学”一下!
司马南反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举了美国为“案例”。从100多年前,美国对待可怜的印第安人,直到40年间美国先后出兵朝鲜、越南,以至今天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于是问到“普世价值,拿到中国来能干啥?”这是许多反民主人士的逻辑,美国是实行民主的国家,美国干了许多坏事,所以实行民主一定也干坏事!反传统文化的人士,也是这种逻辑,中国封建帝皇推崇儒学,干了许多坏事,所以儒学也一定干坏事!反社会主义的人士,也是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干了许多坏事,所以社会主义一定干坏事!于是,相互攻奸、势不两立。谁也不去认真分析一下民主、儒学、社会主义蕴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内核,提炼、继承对我们有用、有益的成份,只图批判对方的口瘾、笔瘾,除了哗众取宠、炒作舆论以外毫无益处。拿民主来说,其含义是治理公共事务,事先要充分听取民意,事中要得到民众的授权,事后要保障不同意见者反对的权利。这是“民为邦本”的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接受的原则和理念。民主在实践中会被势力集团干扰、操纵,而打折扣,甚至也会强借民意而售其奸。这是实行民主需要防范的,而不是反对民主的理由。即使民主原则充分履行,也不能保证决策是正确的,不过在大多数人认识以后可以得到纠正,这也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
实行民主并没有制止美国对外的侵略、干涉,也没有使美国国内一切事都美好,但实行民主的好处也有很多,其中一例是美国财政支出的75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照阶级分析法,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怎么会把财政支出的23用于大众呢?这是因为实行民主,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拉选票,不得不给民众好处。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只占财政支出的13。尽管我们党一再强调,权要为民用,一心想代表人民利益,但是由于民主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公共财政不公共、不透明,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各级政府先占为己有了。这种数据太多了,尽人皆知,我也不想举了。日本发生地震,往学校跑,因为学校盖的坚固。而汶川地震倒的最多的是学校,政府大楼却没有倒,这说明什么呢?没有民众参于、监督、授权的权力必然侵犯公共利益。当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实行民主的国家也问题多多。中国实行民主也需要探索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模式,但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还是应该分清的。
司马先生嘲讽说:“相信美国民主导致美国富强,这和相信会登山造就企业家王石,会开车造就董事长马明哲一样”。然而,又笔锋一转说:“我没有否认民主,我们在探寻民主,中国真心在推动民主化进程”。司马真是妙笔生辉、游刃有余、峰迥路转、随心所欲,把民主批得狗屎不如,最后来一句“真心在推动民主化进程”,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此君玩的不知是什么路数?
如何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最让司马愤愤不平的是“凭什么共和国、执政党、政府、人民,被置于道德屈从地位我们不断地被人家随意拷问”,“好像我们真没理了。难道我们真的没理了吗?不,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的鸵鸟政策,导致我们不去主动积极地讲理,
使美国鹦鹉看上去像是振振有词。他们利用普世价值来反体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这是在复杂国际背景下,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谁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不了话语权,你就没理,就只有被动地挨骂。”“今天,挨骂的问题(意识形态话语权)还没有解决。国家之间的竞争胜负不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也是由打狗棍和话语权决定的。”
这段话讲得好!共产党人是靠意识形态起家的。马克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把资产阶级吓得要死。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句口号推翻了旧中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被压迫人民,也曾让中国人自豪过。但今天怎么啦?美国咄咄逼人,向全世界推销价值观。而我们能说什么?以文化多元为由打起保护伞。在意识形态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那么,在国内呢?话语权是在国家手里,控制了学校、媒体,但说的话有人听吗?党员听吗?民众听吗?学生听吗?体制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风糜,体制外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泛滥,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非。政府号召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信仰挣钱第一,不择手段。精神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成了中国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今天,党用什么理念教育党员,政府用什么理念教育民众,学校用什么理念教育学生,家长用什么理念教育孩子?
司马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又很有经验,说他做过“评论逾八年,杂志社复三年”,更有一颗可贵的爱国心,理应在争夺国际上的话语权、国内的主导权上拿出办法与对策,这才是正道。可是用了洋洋万千言,挖空心思地数落他人,当需要指点迷津、解决难题时,他却寥寥数语。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社会不是价值观分崩离析的借口,党内更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不然,战斗力从哪里来?”这说的很到位。下面是他的秘方:“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脉相承,万世一系。”这么几句话就能带来“全民族空前大团结”,“复兴中华文明的坚定信念”,“13亿人众志成城”,“中国方有光明之未来”?
那我来评价几句:“为人民服务”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现如今几乎谁都在“为人民帀服务”,还有谁“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这句话非常好,但权威解释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又回到“为人民服务”的起点,没有一点理论认识上的新意。“民为邦本”好像与“以人为本”差不多,没有听你提供什么新解释。最后“本固邦宁”,完美结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口号,不是理念,要起规范行为的作用,还需落实在制度、规章上。否则,口号再多也不过是一只鹦鹉。被你一点也瞧不起的西方假民主,人家还真做,又是制订宪法、又是成立护宪法院、又是弹劾总统、又是竞选演说、又是投票选举、又是议会辩论、又是通过预算、又是舆论曝光、又是这门哪门台湾陈水扁也就报销上露出了一点马脚,弄得满城风雨。在我们这儿算个屁事!你就说一句“民为邦本”就“本固邦宁”啦?你就争夺到了话语权?你就不挨骂,可以骂别人了?你就可当爱国卫士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出这个命题是个巨大的进步,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反省与思考。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权威解释,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绕回去了,什么叫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来回倒没有说清楚。第二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岳飞精忠报国,是社会主义吗?美国也爱国,是社会主义吗?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什么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就是社会主义?这同样没有说清楚。
我发起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已举行了七次会议。我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西方文明的精髓是倡导爱自己。爱自己,是人性的要求,是构筑现代文明的基石。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不鼓励、不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倡导爱他人。以仁爱为核心,由近及远、逐步扩展对他人的爱,从爱父母到爱兄弟、爱朋友、爱众生、爱祖国、爰自然。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倡导爱大家。这就是要维护、照看好社会公共利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超越阶级、民族、国界,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认同。这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所提出的理念不为中国同胞、世界民众所接受,怎么解放全人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普世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而汶川大地震正是证明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普世价值观的胜利。
非常高兴,这得到了司马先生的认同。他说: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
司马先生表这个态也许没有来得及细想,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承认爱自己,就是首先要珍惜、尊重、维护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是普世价值的首要原则。南报将“国民的生命尊严”作为普世价值没有错。
第二、承认爱自己,就是要珍惜、尊重、维护自由,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有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而要保障自由,就要限制权力。南报赋有监督政府的责任。而你却把人家说成是别有用心地反政府,甚至是美国反华的内应。
第三、承认爱自己,就是要珍惜、尊重、实行民主,建立完善的表达民意的渠道,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而你却说人家“消解国民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并用“国家安全问题”来上纲、相威胁。
第四、承认爱他人,就是要吸收儒学的孝道仁爱精神,作为中国民众的道德文化资源。这好像与你没有什么分歧。
第五、承认爱大家,就是公共利益要合理分配、公共决策要公众参于、公共环境要共同维护。
第六、要真正实现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要改革现行体制,而你却极度不满“反体制”的主张与言论,反对“拿我们根本的体制制度开刀”。要说你紧跟党中央也不是,中央精神一直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号召继续解放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你批评人家“思想进入痴迷状态”,我倒认为你有点像。痴迷地攻击别人,痴迷地维护现状,痴迷地反对改革,痴迷地不知未来。你自以为对中国负责,热爱中华,却在中国最迫切需要建立改革共识、最迫切需要形成主流价值观的关键问题上带来思想混乱。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在“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希望,是中国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思想保障。正因此,引起反改革人士的强烈不满,就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大做文章,司马先生就拿南报来开刀。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司马先生这回当了反改革冲锋的裸体斗士。评价不当之处,恭候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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