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乡村中国之三变

　　这种巨变，是人际关系的巨变，是传统道德的巨变，是生活预期的巨变，是关于生命价值定义的巨变。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从向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基础结构之变
　　到了世纪之交，乡村治理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巨变。世纪之交的农村巨变，当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真正的巨变在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
　　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内生结构，或者我们所说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举例来说，最近20多年，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就发生了巨变。最近20年来，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典型的是父子分家。传统的深度交换基础上的代际关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颇高、代际交换较少的关系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地位有极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妇女管钱管物。妇女当家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
　　再举例来说，传统社会中，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是各种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我们所尤其关注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如传统的宗族、村社组织。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宗族的复兴，但绝大多数地区的宗族组织都已解体，宗族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宗族意识也不复存在。
　　以上基础结构的变化，又与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有关。几乎所有被调查村，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非农收入，这些非农收入尤其以“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收入为多。正是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通婚圈被彻底打破，传统家庭结构更加难以维持。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农村社区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
　　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较乡村治理变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又是影响乃至决定乡村治理状况及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但不是最为根本的方面。
　　价值之变
　　当前中国农村巨变最为根本的方面，是社会基础结构得以维系的价值的巨变。就是说，在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以农民关于人生意义定义的变化为基础的价值之变。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
　　在传统时代，强烈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理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构成了农民的生命意义，最终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到世纪之交，“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被抛弃了，“现在人们只关心自己活得好不好”（农民语）。与“落后”观念一同被抛弃的是农民一直以来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
　　我们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进村，包括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内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农民流动和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多元化，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但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出现缺位。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被消费主义所裹胁，他们有限的收入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终极价值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终极价值缺位，致使当前农村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丧事上表演脱衣舞、丧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六合彩的泛滥、地下邪教的传播，等等。
　　中国农村的巨变，可以看作包括经济发展、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现代的观念在内的各种现代性因素持续作用于农村，首先改变村庄的基础性结构，并最终改变了村庄中人们的内在行为目标的过程。这一巨变，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是乡村治理方式及其背景的巨变，是农村人口虽会逐步减少但仍将长期保持高位数量基础上的巨变，是九亿农民从外在生活方式到内在生命意义的巨变。这种巨变，是人际关系的巨变，是传统道德的巨变，是生活预期的巨变，是关于生命价值定义的巨变。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种巨变对于农民生活，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究竟是喜是忧，现在还难以判定。
　　而首先，我们有责任将这一巨变过程记录下来。我们要住到农户家中，在不同地区，用同样的框架，来记录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一巨变，来描绘巨变中的乡村中国的图景。
　　（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新时期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