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反省与呼吁

　　程老师10月28日晚遇害，在事发一小时之后，就有同学给我发短信，当时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他被人砍伤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有点麻木。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对暴力和血腥已经如此习惯，习惯得如每天的洗脸刷牙。
　　人的情感会有亲疏远近，这是天然的。好恶喜厌愛憎，这些因事因人而发的情绪与情感，其强度与深度也都与先天禀赋、人际交往的疏密，还有后天的情感教育密切相关。
　　我认识程春明教授，至少不算陌生，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私交，也从无超过五分钟以上的两人单独相处。第一次与程老师的近距离接触还是在电话里，至少有六年以上了，是因为我写过一篇书评，关于舒国滢教授的一部文集，程老师看到以后，舒老师牵线，我们在电话里通了几句话，那时就感觉程老师是个热情的人，也是个谦逊的人。
　　后来，我去了法大，在我少数参加的几个会议上，我遇到程老师，这时候我们当然会聊几句，对他的感觉还是如初，他是个热情、善良和谦逊的人。再后来，有时候会在学校办公楼的楼道、电梯里遇到，这时也就是普通的相互问候。
　　一个多月以前的9月28日，我们在北航的一个案例研讨会上遇到，照例寒暄问候，他给我的印象还是那样，热情、善良、开朗、谦逊。最后一次遇到，则是上上周的10月22日下午，我们都在E段教学楼上课，在课间，我们一起站在教学楼外的天井里抽烟、聊天，上课铃响了，就各自回教室。
　　我和程老师的所有交往全都在这里了，我们没有很深密的友情。
　　知道程老师去世，是在事发之后两个小时，我从另外的同事那儿获知。我想，我对程老师的悲痛和惋惜，也是这样一点点开始的，我没有他的亲人好友那样的深悲剧痛，但是心理上一直处于莫名难受的状态。
　　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我和他是同事，我认识的人，但更重要的却不是这层关系，而是我们都是有血有肉，同样来自我们都不清楚的一个神秘之处的生命。
　　在最初的两天，这种心理状态甚至带来了一些生理反应，数日来，只要醒着，一个人的时候，我无时不想到那血腥的场景。当晚，从得知程老师去世之后，我就开始上火，脸上起包，第二天和第三天，肠胃不适、上吐下泻，没怎么敢多吃饭。我甚至怨恨媒体过于写实的报道伤口的长度和深度，让我一直难受，说不出哪儿难受，可是哪儿都难受，一种莫名而焦虑的难受。
　　我自知，这种难受是源于我们都是人，都是有感情的，有喜怒哀乐的人。而现在这个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来不及打个招呼，来不及道个别，来不及一个相互致意的友善温和的表情，甚至连一个笑容都来不及给我、给他，他的生命就如烟而逝。现在，他还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带着致命的伤口，带着他的亲人友人们难以平息的深悲剧创，带着他对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眷念。虽然今天的太阳如此辉煌灿烂，可是程老师却再也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
　　事发的第二天下午，是我的“中国宪政史”课，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有二十分钟才上课，我冲着同学们笑说了一句：“吓坏了吧都？”大家就笑了空气里弥漫着过于诡异的紧张，我本能地想缓和一下，然而我立刻又觉得似乎是不妥的，我觉得自己整个的状态怎么会那么满拧。上课铃响了，我提议同学们全体起立，为程老师默哀一分钟。之后，我没有讲平时该讲的内容，那一堂课，我给大家讲“愛”，也让同学们讨论这个话题。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与现在的许多中小学教育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老师们无论水平如何，都很敬业，他们教给我们的善良、正直、理想主义，也总是在他们自己身上体现着。然而，就是在那样敬业的教育中，中国长期以来的仇恨教育、暴力教育，可是一样不缺，因为老师们也是愚民教育和暴力文化的受害者，正如现在的大量教师是愚民教育、暴力哲学、仇恨文化和全社会犬儒主义盛行的多重牺牲品。
　　那时候，我们缺乏的，最缺乏的情感教育如现在一样匮乏，那时候，我不会愛，不懂得敬畏生命仅仅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是远远不够的，十年的家庭善行培养，社会上一夜的恶行就足以摧毁它，人类堕落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的我，同样没有身不由己地去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虽然多年来，我在理性上不断地明示、暗示自己去努力地愛，去敬畏生命。但是，很遗憾，从生命本身和情感本身出发，如泉涌般的愛和对生命的敬畏，在这次事件中，让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那是没有的。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内心里有很柔软的一面，但也有很冷漠的一面。这冷漠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说与柔软的那一面同样本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听说程老师被如此血腥地砍伤之后，没能立刻反应过来的原因。我是一点点反应过来，随着当晚独自一人对事发现场无以控制的想象，一点点递增着这难受，这悲伤。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感受到的这一切，使得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既然我自知缺乏理想的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也自知缺乏在生命本源意义上反对暴力的能力，那么我至少要在理性层面上反对暴力、反对仇恨。无论在道德和在法律上，作为杀人嫌疑犯的付成励同学，他的暴力行为都是要强烈反对和谴责的，但他同样是暴力文化、仇恨哲学的受害者。
　　有些人因为此事件本身谴责学校，在案情大白天下之前，我想任何人没有资格就此事件本身谴责学校，因为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学校在其中有没有责任。
　　退一步讲，即使学校有责任，谴责学校这样的小环境，虽然不是毫无意义，也意义不大，它有更为深刻和普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因，于学校而言，总体上说这是一起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学校也是受害者。在一个弥漫着如此暴力气息和仇恨毒雾的当代中国社会，人的生命似乎越来越像个侥幸的存在，谁也保不定自己哪天出了门就再回不了家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在城管执法现场拍了几张照片，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对警察执法的方式表示不满，或者是因为你在被征地过程中不愿意失去家园，既然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如此侥幸地活着，我想我这个既怯懦又愛管闲事的人或许尤其没有理由例外。
　　我愿意用理性的声音替代我尚未炼成的敬畏生命的能力，告诉任何一位在我博客里或者在其心中诅咒我死的人们（我收到过不少这样的纸条，因为我反对死刑或者其它他们不喜欢的观点，他们发出过各种各样让我去死的诅咒），以及将来可能的所谓“执法”过程中杀害我的人，如果你真的对我拿起屠刀，将我杀死在路边、寓所，甚至我现在任教的讲台上，如果死之前我还能说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对不起，我没能帮你走出暴力的误区。”如果那一刻我来不及说，或者我说出了本能反应的恶语，那就以现在的文字为准吧。
　　程春明老师已经被残忍地杀害，杀害他的不仅仅是付成励同学，更是这背后无处不在的暴力文化和仇恨哲学。师生两个都是受害者，但受害者远远不止于他们两位直接的当事人，还有各自的家人，程老师的父母、妻子还有未来的孩子，付成励同学的父母亲友（他的父母还要再背上罪犯家属的沉重心理负担，这是怎样的伤痛？），以及一切双方当事人认识的友好相识，还有容易被忽视的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有些伤害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一点点爆发出来，也许，这种心灵的康复对有些人甚至可能整整一生都未必能完成。
　　人死不能复生，悲伤也无法替代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如今付成励同学深陷囹圄、未来生死未卜，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力如行云流水般地热愛生命、敬畏生命，至少可以做到理性上对此信念的认同，至少可以在理性上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悲悯作为生命中一员的付成励同学，鼓励他坚强地活着。在良法意义上，付成励同学固然应当承担自己戕残生命的恶果，亲友、学校、老师、同学、全社会包括我自己在内却也有义务关怀他、愛护他，帮助他早日获得灵魂的救赎与新生。
　　我相信，只有愛才能完成这些使命。我更相信，仇恨只能增加仇恨，暴力也只能助长暴力，只有愛才能最大程度地消融仇恨与暴力。
　　2008年11月3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