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

　　正走向多元化的中国，大约在近10年间又出现了一种深刻分化，那就是不再存在一种可以笼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今天谈意识形态，只能分而论之，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共识破裂”。宏观上，可以将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按社会群体分为三个层面：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
　　先说民众，民众中意识形态的主流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可以说都是新生事物。仅仅10年前，民粹主义在中国还微不足道，只有微弱的几个声音存在。当时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三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那就是基本都服膺所谓的“改革共识”。政府支持知识分子打造了一套“改革话语”，其基本内容是：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完成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最终可令所有人受益；在此过程中，社会收入会出现分化，部分人可能感觉相对收入、社会地位下降，但这只是改革的“阵痛”，阵痛终会过去，幸福必将到来。
　　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上述改革逻辑越来越不能印证于已经发生的现实。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特殊利益集团左右改革路径，垄断利益分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社会底层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趋于减少；中下层“阵痛”的终结，看来遥遥无期。正是改革逻辑在现实中的破产，催生了广泛的民粹主义。社会情绪往往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反动”，社会现实越向右倾，社会情绪就越向左倾。在现实中感觉利益受损的中下层，普遍产生了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产生对现行利益格局的敌视。这种社会情绪，正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在这样的土壤上，只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源于其必然性。
　　民族主义同样是近10年才获得强大声势的。改革初期，随着原意识形态的幻灭，大多数人陷入了一种“共同体认同”的真空期。以《河殇》为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解构对共同体的认同而不是建构，民族主义一度成为过街老鼠。如果此后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或弱小状态，民族主义重获民心将遥遥无期。但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力日盛。在列强的环伺下，仅仅10年的繁荣可能还不足以使国人重拾民族自信心。但是长达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对比于周遭而表现出的“一枝独秀”，不可能不令今天的中国民众为之自豪。在这种普遍的自信心、自豪感下，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必然水涨船高。今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虽然在少数抱残守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那里还是无理与无赖的代名词，但在大多数国人心中，已成为坚强的价值观。
　　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自由与民主，这其实反映了两种权利诉求。社会群体的价值追求，与其对权利的要求程度及社会可提供的满足条件相关。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现有的社会多元化程度及自由程度，已基本能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他们感受不到要求更多自由民主权利的迫切性，因而也不认为这种价值有多重要。他们能切身感受到重要的，是民生（在此时此刻对应于民粹主义）与民族。只有当官侵民利，发生官民冲突时，民众才切身感受到更多自由民主权利的重要性。但有这种切身感受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在言论被高度控制的社会，这种感受也无法获得广泛传播与感染的机会。这是民众中自由民主意识不彰的原因，也是政府坚持言论控制的重要原因。
　　但知识分子不同，因社会职业、知识背景的不同，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要求远高于普通民众。他们对社会事物各有其独立见解，需要充分的表达自由；他们有更多政治参与的愿望，希望自己的见解能够影响现实，能够按照自己的观念改造或建构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以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民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权利诉求，与当下现实所能提供的满足条件严重不相容。这种不相容越尖锐，知识分子就越能感受到自由民主权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自由民主价值就越成为这一群体的意识形态核心。反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属于利益被剥夺的群体，对民生问题感觉不迫切，只是对其他人的遭遇抱有某种同情而已，民粹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的共鸣不多。另一方面，经过自由主义的观念启蒙，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观念上成为世界公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不强甚至排斥，所以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市场也不大，难以成为主流。
　　自从原来的意识形态幻灭后，官方就进入“后意识形态”阶段。可以说是无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改革话语就是实用功利主义的经典之作，从改革初期的“发展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无一不是因应时势的务实之作。从其目标和动机看，除了“维持政权稳定”这一点不变外，看不出历届领导人还有什么更多的理想坚持或更高的价值追求。当然，“维持政权稳定”也很重要。政权稳定意味着社会稳定，它是实现其他许多价值的基础。
　　政府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意味着它会在民众与知识分子，乃至更多的意识形态之间左右逢源。既强调民生，支持民族，又赞成自由和民主，却又都有所保留，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毫无疑问，无论民生、民族、民主、自由，都不是政府的价值追求，但它又不排斥在某个时候分别将它们拿来一用。一切以“有利于维持政权稳定”为前提和归宿。
　　除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三者外，另一个值得特别一提的群体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一群体具有两面性，既通过与官员合作牟取“超额利益”，形成某种事实上的“精英联盟”；又感觉自己在政治上处于附庸，要求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一方面支持政府“维持政权稳定”，另一方面又与要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暗相应和。正是这种两面性，加上在现有语境下，资产阶级被民粹主义视为主要对立面，不敢公开张扬自己的诉求和主张，所以，这个群体迄今并未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资本的意志虽已无处不在，但更多只是暗流汹涌，无形无状，润物似无声。
　　《凤凰周刊》2008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