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无法规避的挑

　　我国广大农村积重难返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危机，与晚近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业已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为棘手的严峻挑战之一。尽管农村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性进展，但人口问题远未“终结”，谋求人口与社会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将是我国漫长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为艰巨的优先目标。值此新农村建设被拉开序幕之际，重审这一主题理应成为新农村建设话语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但迫在眉睫，而且具有重大的政策和现实意义。
　　为了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高度重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基本国策。国务院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也进一步强调，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这一切无疑为渐次铺开的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未来方向。近来有些学人着力于呼吁改善村落的公共基础设施，却鲜有人跳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去探寻生态失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当前长住农村的居民仍高达7。5亿左右，使乡民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人居环境得到改观固然重要，笔者也无意否认改变村容村貌的重大意义，但假如淡忘或漠视了融入生态可持续性的长远战略目标，新农村建设势必南辕北辙。无数历史经验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乡土中国疆域之广袤、人口问题之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之悬殊、资源环境时空变异之多样化，脱离特定历史与地理场景空泛地谈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未免太过简单化了。然而就总体而论，农村人口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这一情势过去是、在未来数十年仍将是困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决定因素。知名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近来在理论化“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时就高屋建瓴地剖析了长期人口压力对造就我国今日低报酬、半就业型种植业的巨大影响。依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他揭示，1952到1980年我们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长了70，从1。73亿增至2。91亿，从1980到1989年又增至3。24亿。尽管有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1989到2003年也只降为3。13亿，但同期的劳均耕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呈递减之势。我国目前计有2。4亿农户、9。4亿被界定为农民的户籍人口。从村落的角度来审视，伴随生育率下降，再加上人口外迁，近年来人口压迫资源环境的现实挑战随之减弱。然而，农村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增长态势仍不容乐观。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仍将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其中大部分为农村人口。不过种种证据表明，农村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对应之策决非只是人口，摆脱资源环境困境的出路亦非只是控制人口数量。
　　回望以往半个多世纪的乡村发展，作为“大国之难”的乡村人口问题其实同资源环境之间有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呈现了一幅流变的动态图景。在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为基本经济形态的农村，人们的生产实践、生计与生存策略同环境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密不可分。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农民的日常活动深受其自身无法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势力的影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一向落后，农业资源禀赋也较差。始于建国之初，农村地区就开始了改造自然、战胜天灾的不懈努力。步入21世纪之后，伴随中国“入世”，乡村经济发展与日渐匮乏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愈加凸现。无论人口多寡，乡村资源环境出现了普遍退化。
　　就像人口问题一样，生态困境也有巨大的惯性，是在历史进程中累加和积淀起来的。建国后数十年的乡村政治经济变迁无疑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与改革时代相比，集体化时期农民的极度贫困构成为一个严峻的环境问题。在那个时代，亿万农民被束缚在农田里从事低效率的手工劳动。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人民公社生产模式之下，人们生产积极性低落、生产效率低下。特别是到了集体末期，物质的极度匮乏甚至难以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房、保健、求学的基本需求。迫于严酷的现实压力，人们只得向大自然伸手，为生存和生计而破坏生态环境。其根由当然可以追溯到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最初的积累基金主要源自农业、农民和农村，深受剥夺的农民只能维持最低程度的温饱。特别是在“以粮为纲”政策的主导之下，家庭和乡村的商业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上被取缔，在“极左”泛滥之时甚至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对农村生态系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例如，1958年的大练钢铁运动毁坏了大量林木资源，“大跃进”还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饥荒，夺去了30004000万人的生命。“文革”期间的政治动乱及层出不穷的环境毁坏性建设项目同样留下了大量生态后遗症。比如，1964年发起、持续了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其实一直是同向大自然“宣战”交织在一起的。劳民伤财大兵团式的毁林开荒、乱垦草场及围湖造田等活动导致了农村许多地方严重的生态退化。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剧增、政策缺失、贫困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势。这无疑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段写照。
　　经济改革开启以来，广大农村的资源环境退化正是深嵌在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之中的。在遏制人口过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约占总人口的30）一路降为今日不到3000万。但沉重的人口包袱、迅猛的乡村经济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导致了对资源无节制的索取和对大自然的空前破坏，大大加剧了集体化乃至解放前就存在的生态困境。尽管“人定胜天”、“战天斗地”等政治口号已让位于“绿化祖国”和“再造秀美山川”，但对大自然的索取却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现和加剧。政策失效与市场失灵致使各种私有地与公有地“悲剧”在各处不断上演。再加上市场化、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推波助澜，被认为医治贫困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反倒引发了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更大的发展鸿沟和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记录。不时见诸报端的这种事例已令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变得麻木了。
　　众所周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国家、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对自然环境和农民生计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改革后，土地等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连同各种风险都由集体转到了农户和个人层面。经历了漫长时日积累起来的公共资本（含物质和社会的）在许多地方似乎“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大型机械化农具、农业基础设施包括水库、灌溉水渠、草场、林木、梯田以及防风林等，连同教育与保健设施等都统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私有化和商业化了。农村社区维持和建设公共资本的集体行为却大为削弱。改革前未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市场走到了前台，而作为主要政治经济演员的国家则从农村逐渐撤退。这些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私有化大大增加了农村居民尤其是边缘化人群的脆弱性。
　　在市场经济之下，一方面为了逃离贫困，另一方面是因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乡民们不再满足于“小富而安”。为了降低风险，农户不得不凭籍多元化的生计与收入来源。许多人通过过度使用承包地之外的其他环境资源来弥补较低的种植业收入。农村居民争先恐后地攫夺当地公有资源，少数先富群体从大自然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一些短视化和功利化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现象大行其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无疑也是影响土地使用和环境变化的又一重大经济活动。虽然至今还吸纳了1亿多“离土不离乡”的人口，但乡镇企业将大量农田变成了厂区，并使许多地方从致力于维持生计的粮食生产转成了为企业提供原材料。这不但加剧了对耕地的压力，而且造成了大面积水、土及空气污染。
　　经历了数十年风雨苍黄的发展，农村的资源环境危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凸显。尽管各地面临的困境不尽相同，但大部分地区的人地关系紧张和自然资源紧缺远甚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局部治理、总体恶化”成为不争的惨淡事实。时下乡土中国遭遇的生态危机林林总总，农地锐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与肥力下降、自然资源短缺与人均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丧失、森林砍伐、沙尘暴、乡镇企业造成的大面积污染、地下水位急剧下降等等，这一切都向我们敲响了生态环境破坏和整体退化的警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无庸置疑最终严重损害了农业生态基础和农业生产能力本身！
　　解读过往半个多世纪沧海桑田般的乡村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迫从来就不是简单化地线性关联的。乡村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利用自然资源、从事农作的实践深受村内外多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改革时代，农村地区急速经济增长同加速环境退化之间的持久矛盾一直如影随行。以长时段的眼光看，人口问题同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贫困问题、市场经济畸形发展、资源耗竭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呈现出动态多变的复杂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呼之即出又何尝不是生态危机逼迫的产物？
　　虽然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劳动力在全体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亦愈来愈低，但农村毕竟是9。4亿农村人口的故土和家园。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将基本保持不变。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目标、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时，农村仍将有56亿人口。新农村建设绝非应对当下“三农”危机的权宜之计，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也就应该成为我们思考与实践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出发点。对历史的重温告诫我们，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的这块古老大地上开展新农村建设，最为迫切的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以下几个环节在笔者看来是我们当前必须直面的若干现实挑战：
　　第一，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增强农业部门从业者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力。为此，要确保农村居民公平获得必要的土地、其他自然资源、信贷及教育培训等发展资源，以增强他们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最终将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二，为了减轻环境资源的负担，应加大产业、就业结构调整，使大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低和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单靠增加农业生产易于落入增产不增收因而终难摆脱贫困的陷阱。也只有当留在农村依赖土地为生为业的人口越来越少时，农业生产规模方能越来越大，农民增收的困局才有可能突破。
　　第三，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等集体资产多半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修建的。许多地方的灌溉设施严重老化，并因缺乏投资而失修残破，许多地方的农民还主要是靠天吃饭。因此，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启动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项目，应同小流域治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水土保持以及防沙治沙等生态工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中国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属于低下水平。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伴随人口增加人均耕地还将继续下降。除了切实控制耕地流失外，转变粗放式的农田经营方式和环境破坏性的生产实践应成为当务之急。与高投入农业伴生的农地退化已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最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被推向了充满风险、高度竞争并且发育不良的市场，而发展政策中的制度性缺失又引致了严重的社会公正问题。为此，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民尤其是弱势人群福祉的政治承诺。未来的支农惠农政策不仅要满足贫弱群体最低限度的基本需求，而且要从根本上降低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脆弱性。生态退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观，但新的一轮发展不能再没有生态忧患意识和环境保护理念了！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