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中国改革的正确道路彻底批判传统，改造传统，改造体制

　　只有彻底认识自己，才能彻底改造自己、优化自己。
　　只有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才能彻底改造中国的传统，才能彻底改造中国的体制，才能最终彻底优化中华民族的文明。
　　矫枉必然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仅得其败；败之又败，终趋于亡。
　　不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一）中国传统早就背离了人类真正的文明之路
　　人类文明是人类智能合作的产物。早期的人类文明，是人类不自觉地合作的产物。所以，人类初期的文明，基本上是人类文明不自觉时期的前文明。正是因此，在人类的前文明之中充满了人类相互之间盲目的对抗、暴虐的残杀，人类文明在无数次的自我毁灭之中艰难地前行。人类文明只有在达到了人类终于开始自觉地进行智能合作的时期，才算是真正进入了人类的文明之路。人类由前文明进入真正文明之路的第一块基石是什么呢？是人类对“人人平等”观念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第一真理的真正的发现，并广而告之，更广而行之。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人类的文明之路真正开始的时间其实相当晚。我以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颁布作为人类真正自觉进入文明之路的标志或里程碑，而在此之前，人类所有的文明都只能称之为前文明。照这种理论，中国人至今尚处于“前文明”阶段，因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中国尚远没有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共识，更不要说达到共行。最难以达到上述“共识”和“共行”的人们，严格地讲，永远是那些事实上仅占极少数的“既得利益者”，然而这些人却往往实际上垄断了国家的“暴力”、“财富”，以及所有媒体的“话语权”。
　　当然应该看到，事实上人类在漫长的前文明历史之中早就已经开始了对“人人平等”真理的艰难发现之路的探索。这种发现的探索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那里，最初至少曾具有如下的三种不同发现的形式。
　　最初等的形式发生在中国，以及与中国有类似状况的其它文明蒙昧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永远处于无“学”，也即无“思想”的状态之中。当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时，他已经为中国人发现并表达了在面对巨大暴力压迫的死亡威胁之下的要求人人平等的愤怒和渴望，但这只能算是最初等的对“人人平等”真理观念的发现，是人处于几乎垂死状态之中的发现。这种发现往往稍纵即逝，并往往只伴随发生在人们受到胁迫而临近死亡危机的短暂的时刻，也即是说，但凡人们有一口饭吃，能苟且偷安，就将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了，尤其是如果人们更染上了“认命”的宿命论的坏习惯之后，就更没有希望了。在孔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诲而不倦”地宣教《周易》宿命论的“教诲”之下的中国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永远都丧失了“人人平等”希望的民族。
　　第二等的形式发生在中东新月地区，当希伯来人的宗教先知大呼“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之时，他就已经为全人类发现了上升到了神学阶段的“人人平等”的真理观念。这种观念随着宗教信仰的传播使之长时期地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并在人们的心灵之中顺应文明进步的态势生根、发芽。
　　第三等的形式发生在古希腊地区，当古希腊人的哲人大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之时，他就已经为全人类发现了上升到了哲学阶段的“人人平等”的真理观念。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真正开始接触到了可以走向最初的文明发展之路的正确的方向，因为，只有哲学的理性才可能真正给人类带来自觉的人人平等真理观念的发现，并真实地在自己的实践行为之中体现出来。很遗憾，古希腊人的人人平等的真理观念在漫长的西方中世纪时期被神权和封建权力的专制传统掩盖了，虽然“人人平等”真理的观念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像火种那样在西方中世纪历史的灰烬之中始终保存着，一直等到十六世纪之后再次熊熊地燃烧。
　　上述的关于“人人平等”真理观念的三种发现的形式，即形成了全人类之中三种走向真正“文明之路”的人类前文明历史文化的传统。
　　第一种文化传统的核心之中基本上不具有人人平等的真理观念，因为人们惟一只有在死亡面前才可能剎那间闪现出对平等的渴望，而根本就形不成观念，更不可能形成真理的观念，换言之，在这种传统之中的人们永远都不可能发现人人平等的真理，而因此，也永远丧失了文明进步发展的希望，这基本上肯定了如下重要的命题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态势，即不可能会有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可能，这时候的人类，几乎就等同于人形动物，他们惟一只由暴力惯性的权力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永远不平等的等级；
　　第二种文化传统的观念核心是人人在自己所信仰的上帝创造的人类生命肉体和心灵信仰中的平等，这是一种在超越者（神上帝）面前的完全被动的人人平等；
　　第三种文化传统的观念核心是人人在所有已经被人类自己发现的真理面前的可实践的灵魂智能的平等，这是一种人类逐渐走向了自觉的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主动性的人人平等。
　　第一种文化传统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本质即在于永远地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由暴力的惯性所决定的不平等，并使之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宿命，在这点上中国人甚至还不如没有宿命的动物，从而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有希望发现人人平等的真理，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在延续，并且人们又继续在呼唤“回归传统”、“尊孔读经”。
　　第二种文化传统实际上就是希伯来人、犹太人、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本质在于人人在肉体和信仰的精神上因上帝的存在而平等。
　　第三种文化传统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和近代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西方人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本质在于人人在自身理性的，也即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实际上是人类理性的造物《宪法》成为了人们自身平等、民主、自由的新的《圣经》。
　　第二种和第三种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整个西方人的近现代文化的传统。正是在这种西方文化传统的近现代发展的过程之中产生了进入真正人类文明之路的上述的“里程碑”。换言之，在全世界，只有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才可能为全人类发现并立下这座指向真正人类文明之路的“里程碑”。再换言之，直到近代，如果中国人一味只坚持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进入真正人类的文明之路，从而就将使自己的文明永远都只能徘徊在前文明的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在自身儒家文化的传统之中，永远都不可能自己去真正发现人人平等的真理。换言之，在中国人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之中，中国人将永远都不可能发现（更不要说去建立）上述的真正走向人类文明之路的“里程碑”。
　　当然，也算幸运，真实的历史并非完全如此，因为自从十九世纪中期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之中就已经被强行地灌输进了大量压倒一切的西方文化的内涵，虽然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仍旧在步步为营，进行盲目的抵抗，中国的上层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们仍旧在无时不刻地希望“回归传统”和“尊孔读经”，仍旧在依依不舍地怀念那个他们终将失去的永远“不平等”的人间“天堂”，然而那却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真正人间的“地狱”。这其实也正就是始终都在表现出反改革、反文明进步的中国近现代的许多历史现实，也包括今天反改革、反文明的现实。
　　从理论上说，发现人人平等的真理，宣言人人平等的真理，在实践中再现人人平等的真理，并永远在走向未来的人类历史之中自觉地创造出一切全新的条件去更高程度地实现人人平等的真理，等等等等，这是什么？这正就是全人类的真正的走向文明之路，真正走向全人类平等合作创造新文明的道路。
　　为什么“人人平等”的真理观念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只有人人自觉的平等，才能营造出人人自觉的文明的合作，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速度去推进人类文明和智能的发展。质言之，人类文明只能是人类合作的产物，而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只能是人类自觉合作的进步。而人类自觉的合作只能发生在真正兑现了人人平等真理的社会之中。实践的历史事实也显然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人人平等，就将不会有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就将不会有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就将不会有普及于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请大家注意，一切《宪法》的基础就在于人人平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自从“人权宣言”的“里程碑”被发明并被矗立起来之后，几乎全世界的人类都已经逐渐开始了以“宪法”的权力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类新圣典的时代。这也正是“人权宣言”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是全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走向真正人类文明之路的“里程碑”的原因。
　　回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长期以来陷于文明（智能）发展停滞不前的状态？答案非常明确，就因为中国的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永远地杜绝了一切产生人人平等真理观念的可能。孔子及其儒家，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人人平等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体制的发起者、维持者、守护者，死硬的捍卫者。简直可以说，孔子即中国人治专制的不平等社会体制的永远的象征，永远的中华文明的“挡路石”。打倒孔子及其儒家，即是打倒这个人治专制体制的社会象征，即是打倒这块中华民族走向文明进步之路的永远的“挡路石”。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历史就已经永远地偏离了真正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说得尖锐一点，中国的历史早就已经进入了一条非人类文明和反人类文明的死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只有彻底地认识清楚孔子及其儒家的传统、彻底反传统、改造这个传统、改造这个体制，只有如此，中国的未来才可能会有文明进步真正的希望。
　　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思想先驱对于中国前途的警示和呼唤竟是何等地正确打倒孔家店，彻底反传统，甚至不惜“全盘西化”（事实上，“全盘”不过是情感上的表达，而“西化”也只能是在中国真正体现人人平等的真理），才是中国未来文明的出路，只有这样，未来中华民族的文明才可能真正具有发展的希望。
　　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些无知的中国文人引用西方思想家（例如哈耶克、波兰尼等）要求保守西方“文化传统”的语录来证明中国人也应该维护中国儒家传统的观点是何其荒谬。这些食洋不化的无知文人们根本就不懂得，中国的传统从本质上即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根本就绝对地取消了人人平等的一切可能，而西方的传统则恰恰一直都保存了人人平等真理的人类真正文明的“火种”。
　　（二）中国文化传统，实质上即中国社会政治体制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实际上已经论证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本质，其实即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要想真正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地批判并认识清楚中国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的弊端和丑恶。现在的中国文化人一方面大声叫嚷要改造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却又拼命地叫嚷要回归儒家传统，要“尊孔读经”，提倡什么“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这是明显的文化精神分裂症。问题的关键即在于，中国文人们始终都认识不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历史传统本身即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本身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历史传统。为什么？因为传统的本质是中国人群言、行、思的历史的惯性，而体制的本质也同样依然是中国人群言、行、思的历史的惯性，既然它们全都是中国人群言、行、思的历史惯性的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原本就是一体两面，或同为一体。所以，想要改造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人们，就不能不同时也要批判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而今天居然上上下下从官方到文人，全都在一味地鼓捣传统文化、国学、“尊孔读经”，那么我要问，这些人到底是真正想要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呢，还是根本就不想要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呢，或者更实际上索性拼命地反对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呢？
　　我下面再次重复地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什么是中国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的本质，什么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本质，说到底，即什么是中国历史的惯性，什么是中国人群的惯性，什么是中国“人”的惯性？
　　无论“人”、人群、历史、文化、体制，说白了全都必然只由如下的三个方面组成言、行、思。只要涉及“人”，无论多么复杂，全都必然可以分解为言、行、思的三个方面。这样的分析，绝对不会错。因为什么？因为逻辑上全了，全息了。这就好象说到物质，无论它们多么复杂，最终总可以把它们分析到电子、质子、中子的三个层次；而它们的运动，无论多么复杂，也最终总可以把它们分析到粒子、波、旋（弦）这三个方面的运动形态。这可能说远了，
　　打住，但分析的道理，理论的逻辑规律是抽象地同一的、一致的。
　　中国“人”的儒家文化历史传统，中国“人”的社会政治体制，实质上全都由中国“人”的言、行、思的“惯性”、“习惯”，以及习惯、惯性的“方式”、“形态”、“势力”组成。关于这一点，我想应该可以得到我亲爱的同胞们的认同。当然，不认同也没有关系，欢迎提出比我更好的理论来。
　　中国“人”的“言”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官方“禁言”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正是这种官方“禁言”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构造出了中国文化中“言”的历史传统，同时也构造出了中国社会中“言”的政治体制。
　　什么叫做官方“禁言”？即一切涉及言论的媒体工具、机构、责任人等等，均惟一只由官方垄断，例如报纸、刊物、书籍的出版，广播、电视的发行，甚至电影、戏剧、电视剧等等的能否公演，等等等等，均必须在官方全面垄断的管制之下进行。
　　这种官方“禁言”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国的“圣人”孔子。当他用如下的五句托辞杀害少正卯之时，中国人官方“禁言”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就已经找到了它们的始作俑者了。这五句托辞，句句都说的是必须进行官方的“禁言”“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子真是官方永远的大“圣人”啊，然而却是中国人集体智能的永远的摧毁者、歼灭者、伤害者。中国人两千多年赞颂孔子，我只能说赞颂者们全都瞎了眼，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正是在有了孔子及其儒家的精神垄断之后，所以才永远地丧失了发展自己智能的任何一点可能，所以中国人才全都变成了事实上不知平等为何物的“蠢人”。
　　然而人类真正的文明之路，则必然要求彻底摧毁这座官方“禁言”的无形监狱，这是关闭、阻塞、监禁人类智能的第一座最具罪恶的无形监狱，言论的无形监狱，而监禁人类智能，绝对是人类文明的第一大罪。关于这一点，我今后还会作出更有力的论证。
　　人类真正的文明之路必然要求所有涉及言论的工具、机构、舆论功能等等等等，全都绝对必须由全体公民拥有，而绝对不允许仅仅由少数人组成的官方所有，更不能仅仅由人治专制的官方所有。在今天，具体而言，所有报纸、刊物、书籍的出版，广播、电视的发行，电影、戏剧、电视剧的发行等等，至少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应该通过民间的（资本、劳动、管理）力量而由公民自主运营，并按照《宪法》之下具体的新闻法、出版法、广播法、电视发行法等等专门的法律，由专门的经过民选的官方执法部门完全依法进行明确的法治，而绝对不允许进行任何无法无天的人治。事实上，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仍旧是遵行官方“禁言”的历史传统，从而严重违背了人类真正文明之路的要求。
　　中国“人”的“行”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官僚“人治行为”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正是这种官僚“人治行为”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构造出了中国文化中“行”的历史传统，同时也构造出了中国社会中“行”的政治体制。
　　什么是官僚“人治行为”？即在所有中国官僚的心中，只有“皇帝”、“君主”、“上级官僚”的具体人的权威，而根本不具有现代“宪法”、“法律”、“法权”的权威。中国的官僚永远只对上级的“人”负责，而根本不必对法律规定的“事”负责，当然更不可能对社会中普通的公民（纳税人）负责。在中国的政治管理之中，永远是“君”高于“权”，“权”高于“法”，“情”高于“理”。然而人类真正的文明之路则恰恰相反，要求“宪法”高于一切职务人，高于一切所谓的“君”，要求“法”高于“权”、“理”高于“情”，要求严格的“法治”。
　　这种官僚“人治行为”的文本上的始作俑者同样是中国的“圣人”孔子。因为在他的《论语》之中，最高的永远是“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是具体人而不是法，更不是理，孔子也不知道有法、有理，即使在他所崇尚的“礼”之中，最高等级的仍是“天子”、“君”，依然是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法”。孔子尚不知道有抽象的“法”，在这个意义上，他远不如老子，老子尚知有抽象的“道”；而从抽象的“道”，原本是可以再抽象出“法”来的，后来的韩非走了这条路，可惜他已经陷入儒家的“礼”之中而难以自拔了，所以他的“法”，实际上是“礼法”，是大人们居高临下的永远不平等的“法”，是法西斯的刑“法”。孔子要求中国人“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方面造成了“大人”、“圣人”永远的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永远“怕官”的历史传统的宿命，事实上也就是永远的“行”的中国社会政治的体制，也是宿命的体制。这种官僚“人治行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体制，同样是威胁、监禁人类行为的无形的监狱。事实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就一直生活在这种“君”高于“权”、“权”高于“法”、“情”高于“理”的官僚“人治行为”的永远“怕官”、“怕管”的第二座宿命的无形监狱、行为的无形监狱之中。
　　今天中国涉及“行”的政治体制，事实上依然是官僚“人治行为”的旧传统、旧体制，而且还更继承了前苏俄“党权”高于“政权”、“党官”高于“政官”的新添的弊端。这对于中国当代文明的进步而言，显然已成为巨大的障碍。
　　中国“人”的“思”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不讲理、无理、无逻辑的“情绪独断”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正是这种不讲理、无理、无逻辑的“情绪独断”的“习惯”、“方式”、“形态”、“势力”构造出了中国文化中“思”的历史传统，同时也构造出了中国社会中“思”的政治体制。
　　什么是不讲理的“情绪独断”？即在所有中国人“思”的习惯之中，特别是在所有中国儒家文人的“思”的习惯之中，从来就没有真理，而惟一只有真“礼”，即完完全全按照“君君臣臣”（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因此，中国人从来就不讲理，而只讲“礼”，讲“官大一级压死人”，以至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简直从来就不是人，从来就不被中国的官人、大人、文人们当作人看待。这样的“思”的习惯，使得中国人的脑海里从来只有“人”，更又特别只有大人，圣人，古人，而几乎绝对地丧失了“事”和“物”；因此，中国文人的思考，从来只涉及遵行“礼”的人事，而根本就容纳不下或极少涉及“理”的物事。正是因此，中国文人的思维，全都是涉及人事情感的“独断”思维，而根本就产生不了或极少具有对于万事万物的真理、真实、真诚（成）的逻辑思维。正是因此，中国人实质上丧失了人类真正文明的“思想”，丧失了人类真正文明的“学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学说”的民族，而惟一只留下了涉及大量“人事”的种种的“术”权术、骗术、武术、卦术、相术、医术、兵术、算术、数术，等等等等。正是因此，中国人几乎永远地丧失了发现真理的能力，永远地丧失了发明真实（有效技术）的能力，永远地丧失了创新真诚（成）思维（艺术）的能力。
　　这种不讲理的“情绪独断”的“思”的惯性的始作俑者是谁？仍旧是中国人称之“圣人”的孔子。孔子在《论语》中的思维正是这种不讲理，而惟一只讲“礼”的完全“情绪独断”的思维，而且中国文人的只讲“人事”不讲“物事”的历史习惯也同样源自《论语》中的孔子。我请那些至今还在拼命地歌颂孔子“圣人”的人们告诉我，孔子留下的儒家经典、孔子弟子为其留下的《论语》之中，有“逻辑”吗？有“真理”吗？有从真理到真实到真诚的真正人类文明之路的逻辑思维吗？居然丝毫都没有，你们还歌颂他什么呢？我只能说，你们的歌颂竟是多么愚昧而盲目。
　　然而人类真正的文明之路，绝对要求人类的思维必须服从逻辑规律，必须要有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创新真诚的全部“思”的能力。而这一切，在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之中，绝对地不存在，而且更是绝对地阻碍它们的存在。这事实上同样形成了监禁中国人智能的第三座无形的监狱，思维的监狱。
　　说到最后，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什么？说白了，它们全都是中国人的历史惯性，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中国的社会“体制”，反之亦然，中国的社会“体制”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它们全都表现为中国人的“言”、“行”、“思”的历史惯性。更具体而言，即“官方禁言”的“言”的历史惯性；“官僚人治”的“行”的历史惯性；“不讲理的情绪独断”的“思”的历史惯性。
　　（三）中华民族改革的正确道路
　　认识到了上面所述的种种关系，我们即可以立即找到改革中国社会的完全正确的道路
　　打破“官方禁言”的历史惯性，把言论的权利归还社会全体公民，摧毁禁锢中华文明（“言”的）智能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第一座无形监狱；
　　打破“官僚人治”的历史惯性，把《宪法》的法权真正置于社会最高的地位，让民选的官方成为严格执行法治的社会机构，摧毁禁锢中华文明（“行”的）智能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第二座无形监狱；
　　打破“不讲理的情绪独断”的历史惯性，让真理、真实、真诚的全新人类思维的逻辑方法普及通行于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摧毁禁锢中华文明（“思”的）智能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第三座无形监狱。
　　当中华民族真是摧毁了上述的三座禁锢中国人智能的无形监狱之日，也即是中华民族
　　真正完成了伟大的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之时。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这一天的早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