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运动是个啥东西

　　我写过一篇小文讨论知青一代的“青春无悔”情结，题为“被运动绑架的青春”，幸好编辑在刊发时改作“被政治运动绑架的青春”，否则北京奥运期间，读者还以为我在谈姚明、刘翔等人的青春呢。这让我对“运动”这个词产生了兴趣：体育运动和政治运动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怎麽就用了同一个词呢？至少我知道，在英文里面，二者是不容易混淆的。不知道最早的翻译者是谁。
　　之所以说到翻译，是因为相信“运动”这两个现代含义都来自西方。在明清小说中，“运动”多指通过行贿送礼等手段搞搞人际关系。更早的时候，也用来描述天地运行。体育作为一种系统教育和运动基础，在中国是近代以来的事，由欧洲经日本而舶来。政治运动古已有之，而以“运动”命名，也是大约同时期的事。
　　奥运会再一次证明，体育运动是个好东西。那麽它的孪生兄弟“政治运动”呢？
　　虽然有“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在先，但我们对政治运动最熟悉的认知，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国家名义发动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等等，这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最近一期《了望》杂志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刊发了一篇文章叫《中共开启不搞政治运动靠制度反腐的新路》。文章认为，“在小平同志制度建党大思路的引领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党内制度体系”。可以说，这种努力深得人心。
　　但是，高度浓缩的政治概念容易导致人们的简单化理解。邓小平倡导的不搞政治运动，是指执政者不得利用权力资源发动群众，以运动代替、破坏日常的社会秩序和制度。是不是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都不好呢？出于对“文革”的余悸，很多人都会给出否定回答。又有人出于对现实中一些现象的不满，认为应该再来一次“文革”。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正是多年来政治运动教化的结果。
　　梁启超在1920年写过一篇《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对政治运动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欧美政治，所以组织日新而基础坚实者，盖凡其政制皆经一度或数度极热烈之国民运动而来。若多数人对少数人之普通选举运动，若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之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其借局部问题以发端者，若英国之谷税运动，若美国之禁奴运动；其纯限于局部问题者，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
　　不久前出版的赵鼎新着作《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赵鼎新认为，社会运动（含政治运动）并不必然与社会和谐相冲突，比如选举投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游行抗议、舆论监督等等行动都是社会政治运动。“‘和谐社会’不是说没有社会运动，而是加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是一种动态的和谐，而不是压抑的和谐。”因此，中国社会尤其要重视社会运动，要把它纳入制度化的应对框架。他说，“中国目前处理集体行动的方法是有效的，但还不够，尤其是民粹主义一旦兴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把社会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处理。”
　　从“动态和谐”的观念看，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体育运动被翻译成同一个中文词，自有它的奥妙所在。所有这些运动，并非天生就是坏东西，恰恰相反，它本来是调节社会平衡的好东西，但是很有可能被用坏。比如在动乱年代，当权者大权在握，还要滥用运动，就会成为社会的灾难。奥运会期间，中国划定游行示威地点，并提供及时的审批和安保服务，就是正视社会运动并进行制度化管理的一种可贵的尝试。当然，如果有一些实际的操练则会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