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探寻真相的冒险

　　Thegreaterthetruth，thegreatertheliber
　　英谚
　　谣言的魅力就在它的真实，而史学也以追寻真相为职志，那么，谣言与历史在探寻真相的冒险中，谁是谁非？这里通过一百年前光绪之死的分析，试图作一解剖。
　　一、谣言
　　光绪三十四年，岁在戊申，这年十月廿一日和廿二日（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崩逝，一时谣言四起。当时及此后各种资料的记载，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熟悉清末掌故的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对于“光绪之死”深表疑惑，说“德宗先孝钦一日崩，天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然孝钦病痢逾年，秘不肯宣，德宗稍不适，则张皇求医昭告天下，唯恐人之不知。陆润庠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耳，意稍顺，当自逾，药何力焉。’迨奕劻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
　　胡思敬这里的说法，没有明确认定是谁毒杀光绪，但言语中却暗示，光绪之死，与西太后、李莲英、庆亲王都有关系。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回忆录中，记载了几种谣传。其一说袁世凯与庆亲王有阴谋，但阴谋的具体内容不详，据宫中太监李长安的说法是：“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溥仪认为，“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不过，溥仪又例举了另一种传闻，“还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
　　这些说法，一到演义家笔下，便绘声绘色起来，原慈禧宫中御前女官德龄在她的半传奇半闻见的《瀛台泣血记》中如此描述：“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帝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二、历史
　　作为专业的真相追寻者，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优势，包括资讯、时间及技术手段。
　　1982年朱金甫、周文泉发表《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通过对医案的研究，揭示1907之年前光绪就患有“肾经亏损”、“下元虚弱”等症状，此后逾发严重，广招宫外名医疗治。从保存下来的诊疗记录看，光绪之死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演变属进行性加剧，而非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症状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有研究者更进一步提出光绪是死于“肺结核”但也有研究者提出，光绪临终脉案看不出肺结核的症状，而且，“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宫廷，脉案与药方，并非均为御医对患者诊治的真实记述”，“所以，仅据清宫的脉案、药方，还是难以揭示光绪帝的真实病情，更不能探明与此相关的内幕”。
　　刑侦学界也早在80年代就介入光绪之死的调查，1980年清西陵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技术部门曾提取光绪遗骸的颈椎骨和毛发进行过检验，但没有得出结论。2003年又取样检测，依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200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调研员的文章，文章依据中子活化实验方法所取得的数据，提出光绪帝为急性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包振远《光绪死亡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三期）。看来，这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接受了。
　　其实，这种受到严格技术保证的结论，除了证实谣言所传之外，只为史学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坚固的起点，这一起点与谣言所提出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看来，史学的文本分析还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台湾掌故学家高拜石先生的《光绪帝猝死之谜谁是毒杀光绪帝的凶手》，依据的史料是医案、脉案以及当时御医们的回忆与陈述，如朱煜、杨际和等四医官的《光绪脉案》，商部郎中力钧的回忆，御医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西医屈贵庭的回忆，并参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谷虚的《清宫琐记》等稗官野史作比较，做出推断：“从杜、周、屈三医所述参证，大抵光绪初仅肝郁脾弱，各药杂进，拖了两月余，在十月十六日以前，即有病而非甚重，十七日起，病忽转亟，十八日这天，又为中西医并诊，各医都不敢进药，恐其逝世祸遭不测。在弥留前一刹那，周景焘（应为周景濂）记其‘瞠目指口’，观其‘吐血盈床’，杜钟骏见其‘口目鼻俱动’，屈贵庭见其腹部痛乱滚，而认为是‘最可怪，与前症绝无关联’，屈记‘其时中医皆去’，则屈为最后诊病之医生，综合勘察，是否中毒，不难窃测”。
　　在确定光绪是被毒弑的结论之后，高拜石开始驳斥溥仪等说法，并逐一排查凶手。他认为溥仪回忆录中提出的“袁庆阴谋”不成立，光绪之死，是后党与袁党联手做成的，其间的关键人物就是李莲英与杨士琦。认为正是通过杨李联手，袁世凯得以毒杀光绪帝。
　　“当时内外议论虽多，但绝大多数人的猜测，都以为主谋者是慈禧，或略知是袁世凯，却不晓得下手的是李莲英，更决不会想到用毒计的是那‘智多星’的‘杨五爷’。”
　　台湾文史家庄练（苏同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谈及光绪之死，但基本史料与董丛林、高拜石所见相同。依据对《崇陵传信录》的解读，庄练提出光绪之死，“实系慈禧之预先安排，其死因更疑不能明”。他所依据的新史料，是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第十九首注文：
　　“袁世凯入军机，每日与太后宫进奉，赏赐，使命往来，交错于道。崔玉贵更为小德张介绍于袁。小德张，隆裕宫之太监首领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笃，又令太医日以皇上脉案宣示中外，开方进药，上从来未进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当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辈无能为’。岂料彼辈之意，不在方药中置毒哉？”
　　庄练由此推测，即不在药物中置毒，那么就只有在食物中放毒了。而皇帝之食物出自御膳房，“慈禧倘命人在膳食中置毒，必能使光绪在不知不觉中吃下去，那就无法可防了。”故光绪是被毒弑的，“下毒则系慈禧的指授”，而时间，那必定在二十日之前
　　无论是历史学家庄还是掌故学家高，其运思过程及结论，均是先假设光绪帝被毒死为前提，再以此为参照筛选、比较材料，辨别真伪。符合毒死说的，便认定为真，否者，则被认定为假。而后，又以经这种筛选之后的“真”材料来证明光绪被毒杀的结论。显然，这样的结论属于典型的“循环解释”。对于“凶手”的认定也是“推论”的结果，而不是建立在严格的证据上。这也说明，历史学所面对的困境，与谣言所面对的是一个问题：“缺乏可靠的证据标准”。
　　三、作为历史的谣言
　　其实，历史学界在面对谣言时，忽视了一个问题：当他们将谣言作为历史研究素材（待检验的证据）对待时，他们已经将谣言的真实简单化成事实的真实。在历史学家眼中，谣言的价值无非是能否印证“客观真实”，他们没有注意到，谣言还有更加丰富的真实内涵，还包含着对事件的追索、解释与价值评判。
　　谣言首先是一个文本，是一个当代的“历史叙事”。
　　高拜石文章中提起，最早指证凶手袁世凯的是康有为，而他的“证据”是康有为的《讨毒弑全身救民圣主之逆贼袁世凯檄》。不知道高拜石依据的是何种版本，据笔者所见，这份传单应该就是收在《康有为未刊稿》中的《讨袁檄文》。《讨袁檄文》说“冬来后病奄殜，人命危浅，宫车宴驾，不日不时，袁世凯遂铤而走险，力荐学西医者速发毒谋，西药性烈，微剂分进，遂于太后升遐之际，能操旦夕绝命之权，天地惨黯，山陵崩坏，风雨号泣，海水怒立，于是我舍身救国之圣主，遂毒弑于逆贼袁世凯之手矣。”
　　《保皇会》中还收有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哀启中描绘了袁世凯毒杀光绪帝的细节，“已而西后老病渐危，袁世凯惧皇上一旦复权，己将不利，乃亲入军机，躬当外部，以淅路晨丸取媚而深结外交，以重金厚贿买医而阴谋毒弑，群医惧祸，皆拒不受，或预走避。义士程家柽走东洋而登报，楚臬梁鼎芬上劾章而投官，甚至其胞弟袁世彤忧覆宗而与绝书，逆迹昭著，行路皆知矣。及今年西后老病日笃，袁世凯毒谋益甚，日伪传上病征医进药，上常覆药曰：‘朕躬无病’，及西后弥留，袁世凯遂亲入宫以办大事，于是舍身救国之圣主，遂毒弑于袁世凯之手矣。”
　　康有为是否真的掌握了证据？其实未必，有他给醇亲王的信为证：
　　信说两宫先后之丧之巧合，“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而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
　　可见康有为对于“袁世凯毒杀说”也只是听信或怀疑，康并没有证据，甚至对于自己的怀疑都心存疑虑。
　　那么，康有为为什么要造作“袁世凯毒弑光绪”之说？这里有更深层的动因。这封致摄政王的信泄露了某些玄机。信中说：“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濯发难容，即无弑逆之事，其罪亦难从未减。”
　　也就是说，对于康有为来说，无论有无毒杀事实，其实都不能改变他坐罪甚至诛杀袁世凯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自戊戍政变以来就是流亡海外的康梁集团最主要的任务乃至使命，也是他们能否再获权力而必须清除的障碍，而与光绪帝的生死纠结在一起。自然，光绪之死，是他们希望的破灭，但也可能是新希望的诞生之机。故在这次巨变前后，可以看到康梁集团频繁活动的蛛丝马迹。
　　显然，康有为的“谣言”无论是捏造的还是传播者，都建立在强烈的想象上：袁世凯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威胁到了光绪帝的安全。袁世凯与光绪、西后之间种种错综复杂关系，尤其是力量对比、利益冲突等等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康有为想象的产物。慈禧、李莲英、袁世凯、庆亲王之所以成为谣言的主角，其实也是这种想象的产物。
　　四、作为谣言的历史
　　当谣言进入历史并深深改变着历史进程时，谣言也必然改变着历史叙事，改变着历史研究者的视角，从这一角度看，“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谣言。
　　先看作为信史的《崇陵传信录》这一文本的产生过程。
　　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一直被史家当作“信史”看待，认为是“叙述光绪一生历史最为公正客观的书”（庄练语），其实，这是对历史文本的简单化处理，是历史想象空间逼仄的结果。《崇陵传信录》还应该有另一种读法，那就是将之作为“光绪之死”的谣言（传闻）对待，当作恽毓鼎对“光绪之死”的解释文本。其中包含的不仅有事实，还有假设、解释、恽的认识及其对光绪之死各种传闻的应对与态度。好在恽毓鼎日记已经出版，对于我们解读《崇陵传信录》有了一个参照。
　　如果细读《恽毓鼎澄斋日记》便会发现日记与《崇陵传信录》之间有诸多出入，其中与光绪之死直接相关的，如十月初十日条记载，日记就不同于《崇陵传信录》。
　　《澄斋日记》当日记载：
　　“阴。皇太后大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率王公百官在来熏风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入班叩贺。”
　　与日记比较，《崇陵传信录》的记载显然有“演绎”成分。如果日记所记为真，则至少说明光绪不能祝寿确实有身体不适之原因。
　　从史料角度讲，日记为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要在著述之上。但即使是日记，如专业史家（恽毓鼎为起居注官）的日记，也有不可信之处，记载时有回避、侧重与选择，有的事后回忆（虽然时间间隔很短）有误。如七月二十八日日记云：
　　补记星异：廿四日九句钟时，余正与朗轩坐书斋剧谈，忽见窗外电光烁然。急出视，则见一巨星为碗大，自西北向东南而陨，行不甚疾，其高度距地似不过十余丈，掠屋檐斜飞，其光如电灯，微赤，尾带赤线甚长，谡谡有声。星既陨，余白线一条，界画半空，直穿明河，良久始隐。次日市井喧传紫薇星陨，则诞妄之言。然异象殊可惧也。是夜海淀及崇文门外人家皆见之，而东城人所见则尤低，据云去檐不远耳。
　　《崇陵传信录》的记载，与日记就稍有差异：“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从西北来，掠屋檐过，其声如雷，尾长数十丈，光烁烁照庭宇，至东南而陨。都市喧传紫微星坠，群话其不详。”
　　日记虽注明是补记，但时间却明显有误。如果是七月二十一日，则补记之日离事件发生时间也不过一周，
　　但却错记在二十四日。问题是，何以在当时没有记载而事隔一周之后才补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次日市井喧传紫薇星陨，则诞妄之言”这一句话，显然，对于这位起居注官来说，真正关注这一星异现象的，不是亲见，而是市井传闻这样的“诞妄之言”。那么，所谓的诞妄之言指的是什么？日记中没有记载，但我们在以信史写小说的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中可以印证。
　　《慈禧太后演义》中说，都中人士传言紫薇星下坠，“果下诏征求名医，诊视帝病，应征医生，诊脉出来，都说帝病已剧，不易疗治。”
　　其实关于星象及灾异观察，在《澄斋日记》中还有多处，且都与光绪之死有关。如戊戍年正月初一条：“日有食之”。“申正初亏，酉初食甚，酉正二刻复圆。日食三朝，自古忌之。天象示警，杞忧殊切。今日侍侧，仰观圣颜憔悴特甚。归为弟辈言之。不禁欷歔欲绝也。”而十月二十一日日记，又有一条观察天象的记载：“与袁、吴两师及子侄辈夜观乾象，帝星暗散无光，前星尤微”。需要注意的是，恽毓鼎最早得知光绪之死是在第二天，即二十二日，这一天日记记载：“晨兴惊悉大行皇帝与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
　　有关光绪之病，日记也有记载，如八月初六日记载，“阅邸抄，知已三日不进外折，可见圣躬之不豫。至不叫外起，则月余矣。”
　　根据这些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光绪之病早在八月就已经严重，而外间传闻光绪将殒却在七月下旬就已经开始了。通观1908年日记，尤其是光绪死后恽毓鼎的这部分日记，其实没有发现任何怀疑光绪之死的迹象，这至少说明在当时“毒弑说”远没有那么严重。
　　通过《澄斋日记》与《崇陵传信录》的对读，可以认为，后者的撰述深受谣言的影响。正因为对谣言的某种认同，记忆中的“事实”被过滤、遗忘、强化、选择等等重组，沉积为《崇陵传信录》。
　　这些被忽视的，或者说被有意遗忘的谣言、传闻，其实构成另一类“历史文本”。这一历史文本，呈现的是另一幅画卷：民众对于光绪之死的态度，那种意料之中的冷静、与冷漠，也许还带有某种期待心态。《国闻备乘》记载光绪死后的民间与官场的反应，确实证实了这种民间态度：“当德宗晏驾时，遗诏未下，民间已周知。是日遍城无人不薙发，嫁娶者纷纷，鼓乐声不绝”。这正可与《澄斋日记》记载的“抢婚”相互印证。而丧礼上官员们“笑语喧哗”的举措显示的也是这种预料之中的冷漠。可以想见，“毒弑”一说其实远远没有后世史家想象的那么严峻。
　　那么，是谁最需要光绪的非正常死亡？其实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只有海外的康梁集团最需要光绪的非正常死亡这一旗帜，也只有他们才有谣言的强烈冲动。通过广泛的舆论活动（电报、通信、新闻、口传、传单等），袁世凯毒弑光绪帝的“机密”就成了“路人皆知”的事实了。
　　五、谣言与历史
　　人类学家提醒，谣言“之所以可以流行正是因为它们无法得到证实，哪怕有的谣言往往根本不可能属实。它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他们迎合了人们的偏见和期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才会提出“社会建基于谣言之上”（rumorasfoundationofsocialtheory）的说法。因为，谣言可以随着解释不同而进入传说或历史，并且成为神话或历史。
　　“在科学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所拥护和反对的并不是人和事的本来面目，而是我们为其所作的漫画”（熊彼特语）。客观真实的不可及，逼使我们转向文本真实，追求文本真实的深层内涵。而文本真实，其实就是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是我们心中历史的映像。文本真实所传达的正是这种“我们心中的历史”历史事实、事实的解释、以及解释背后的偏见、欲望、想象。
　　那么，“我们”是谁？这是史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史学叙事主体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作为人类集体记忆的组织化，其生产机制，与谣言一样，也是记忆筛选、重组，是记忆的“削尖、磨平，强化”的过程，是意义重组的过程。面对谣言，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谁的谣言？面对历史，我们自然也应该追问一句：“谁的历史”？然而“历史”却以“客观真实”面目呈现，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正是“历史”的任务史学主体的“不在场”假象，所塑造的就是这种客观性幻像。而客观性幻像之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掩盖另一类历史，掩盖真相！
　　“思考历史、神话、谣言的时候，我们考虑是历史的竞争性特征。那么，谁的历史才是正确的版本呢？历史可以被视为事实性的（factual）也可以被视为有导向性的（agendadriven）”，因此，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说
　　“历史可以是一种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