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国家秘密越少社会就会越自由

　　据国家保密局有关官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改工作正在稳步、快速推进，修改的主要思路是着力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实现对国家秘密的统一严格管理。（《法制日报》7月22日）
　　犹记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被规定为国家机密。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的地步。1989年实施《保密法》将国家秘密范围缩小至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等七个方面。而今国家对《保密法》进行修改，将进一步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使国家机密越来越少，这个趋势有利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机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是，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份改善离退休老干部医疗待遇的文件，都可能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可想而知，要确保这些“国家机密”的安全，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付何其高昂的成本。
　　国家为保守“国家机密”所支付的成本，还包括由此给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地方为所谓“保密”而不惜侵犯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规定为“机密”，严防农民知晓），由此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此在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方面所支付的高昂成本，相当一部分都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如何判定某个政府信息一旦公开，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一些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故此，修改后的《保密法》，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现有机对接，在保守国家机密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之间达成一个良性平衡，避免因为保守一些无谓的“国家机密”而妨碍政府信息公开。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震灾导致的伤亡人数，每天都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开发布，这是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1989年由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规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属于秘密级资料，要经过特别渠道批准并“缓冲”一定时间之后才能公开。直到2005年8月，这一规定才被正式废止。试想，假如这条规定现在继续有效，那么在汶川震灾发生后，尽管全国上下都在齐心协力抗震救灾，但却无权知道到底死伤了多少同胞，这该是一个多么沉重而荒唐的局面！
　　国家机密越多，保密成本越高，国家和政府的压力越大。反之，国家机密越少，政府信息越公开，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国家和政府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公民权利将能获得更加坚实的保障，我们这个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社会，也将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和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