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一种社会实践结构性巨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获得了快速发展。不论是在科研教学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在学科建设等方面，中国社会学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现在，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重视且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新兴学科。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首先肯定的。
　　但是，面对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提出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面对国外社会学近年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面对正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国社会，我们深感自身还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设方面更是如此，亟待动员中国社会学界以更积极的行动推动其向更高水平发展，尤其要努力开拓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理论建设的新局面。
　　一、对中国理论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反思
　　理论社会学的范围大体包括“论”、“史”、“法”三个方面。论，包括元理论和本理论，既指社会学理论，又指社会理论。史，主要是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史，也涉及社会史等。法，主要指方法论层次，包括提供分析问题的视角、切入点、思考方式等。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无史之论是没有底蕴的；无论之史只是史料的堆砌。论所提供的社会学视角，往往具有方法论意义。相对来说，在“论”、“史”、“法”三个方面中，“论”占有中心地位。所以我认为用“理论社会学”来概括它们，是适宜的、恰当的。毫无疑问，理论社会学不是空洞之论，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纵观中国理论社会学这些年的发展，下面几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一，我们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设方面有明显差距。社会学重建20多年来，虽然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译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是相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相对于国外社会理论层出不穷的崭新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这些明显的不足我在下面还要较为详细地加以分析。
　　第二，我们前辈创造社会学理论的优良传统亟待我们去继承和发扬。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就不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热切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大钊、李达和毛泽东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中国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汲取古今中外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也正是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在学科之林中争得立足之地，才能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才能使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得以光大传承。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不重视社会学理论建设，中国社会学就会被边缘化。由于中国社会学起于中华民族灾难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无法回避的各种冲击。急切寻找能够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中国社会学，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经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和边缘化问题。费孝通先生在40年代曾对中国社会学出现的边缘化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费孝通，1947，1998）。
　　那么，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有那一些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各方面：
　　首先，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挖掘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文化传统演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今天直接蕴含在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十分有限。
　　其次，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仅仅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和视野。这种观念和行为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仅仅开展经验研究而不上升到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是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充分论述的。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入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了解。我曾經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其一，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或社会学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或伪科学。其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症”。“低潮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了不少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现在该是到了较为系统、较为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澄清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的时候了（郑杭生，2006）。
　　第五，上述这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和视野，不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社会学界广为流行的理解和视野，成了某些社会学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主流倾向，例如，某些学术杂志以此来决定社会学稿件的取舍，在社会学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等等。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并不像主观想象的那样是站在世界和中国社会学的前沿，而是与世界社会学发展的趋势不相符、与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应有的地位不相称，随着中国从地区性大国日益成为世界性大国，这种不相符、不相称将变得越来越突出。
　　针对中国社会学存在的这些局限，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更广阔、更深入发展的根本任务，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构建创新型学科等一系列战略部署的必要举措，同时还是中国社会学提高自己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地位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社会学界必须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否则，我们将会犯下贻误时机、延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性错误。
　　二、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
　　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新发展，下面三点我认为应该着重加以强调：
　　第一，我们必须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先生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承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方法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面对的各种问题（费孝通，2003）。
　　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70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先生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展开社会学的发展新空间。
　　第二，我们必须回应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也是回应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必要措施。中国社会学界业内人士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确实展开了一个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新局面。
　　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在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型的新时代，在面对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新时代，应当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开展的新研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面对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适合当代的新的社会学视角，为作为系统工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所需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社会学的回答。
　　在1989年，即17年前，我曾经指出：“社会学之引入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郑杭生，1989）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向着国际国内的学术峰巅，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又有世界眼光的新理论。
　　三、抓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机遇实现理论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创新。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抓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机遇。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概念，是我和杨敏教授合作的系列论文《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与和谐社会的持续性构建》中提出的〔2〕。其中系列论文（一）分析了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有代表性的新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过去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如社会生活体系中的”错位“；生活性状的”只要暂时、不求永久“；社会关系的”弱结合“趋势；政治型塑力量的转变。
　　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的这些方面中，有一些是当代社会生活出现的最新动向，有一些尽管持续已久，但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与古典时期完全不同的独有特征。然而，无论是上述那一种情形，这些方面都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或巨变的代表性趋势。
　　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构架，也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更使得现代社会和谐的”问题性“方面突了出来，具有了新的时代含义。
　　第一，这种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社会学家们对此作了种种的描述：法国的理论家提到”不稳定性“，德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意大利的理论家提到“不确切性”，英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安全性”，但是所有的这些，都考虑到了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下经历的人类困境这一相同的方面（Z。鲍曼，2002：250）。与此类似，我们中国理论家则常常提到“非协调性”，“突发性”等。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这种结构性巨变，也使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古典现代阶段的社会实践过程有其特定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刚性而固定的结构特性，社会的各个领域曾经边界分明、线条清晰，当时社会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以及阶级和阶层、群体和组织、行业或部门，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都显露出这一特性。而今我们发现，这种传统的结构特性正在被销蚀，社会实践的各个结构领域越来越流变、柔软并具有弹性，它们自身的中心、边界和等级不断的扩展、收缩和相互交叠。在这些变化着的结构领域之间的地带，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隐若现的网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实践过程中筑成起了一个个停靠点，似乎正在一点点地被溶解掉。
　　第三，这种结构性巨变，也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20世纪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依然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的不可抑制的兴起。
　　第四，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也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
　　同时这类来自实践领域的现象不仅一直在自我积累，而且向学术和思想领域形成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折射，已经引发了诸多理论问题。与此同时，实践问题也大量地转变为了理论问题。现在学界、政界产生的种种不同看法、分歧，也都这样那样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有关，或者说可以从它们那里找到根源，从而发现不同理论折射中隐含的逻辑。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确信，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再次获得了新的推进力量。所有这些也都促使我们对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并再次整理自己的思想和理路。归纳起来，这种经过整理的思想和理路大体是：
　　第一，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
　　第二，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具体说来，这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就是其一，是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的历史视野，探查和追踪这一历史进程的持续经久、连绵不断的稳定性变化；其二，是通过本土社会变迁的具体视域，把握转型过程中以快波频率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这类变动往往隐现不定却能引发较大的社会震荡。这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在研究中各有特点：前一维度以宏大的历史感，过滤掉了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情节，以及偶然性的、局部性的和个人的故事，来展现贯穿现代性之中的大时段和总体性趋势，着意把握住其中最坚韧不替的“顽强逻辑”，及一般的规律性。后一维度则更具有近距离的观察力，尤其是聚焦于当前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种现实反应和症状，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透视和分析，来解释发生在本土社会中的较为近期的事件和困扰，更倾向于对具体社会现象以及具体社会政策和对策的讨论。
　　这种二维视野也体现了我们一贯主张的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要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道路，既要立足本土也要超越本土，我们从不赞成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的两个极端，即主张纯粹本国经验的国粹主义和主张一切照搬的全盘西化。
　　第三，我们对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进行观察，并再次整理自己的思想和理路的结果就是“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和双側分析“。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简称”实践结构论“。毫无疑问，关于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是在越来越强的现实折射力量推进下进行的，它标志着我们在社会学理论方面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它可看作是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第四，从实践中来的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真正进展，无疑能够回到实践中去，产生出自己应有实践效果。它能增进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底蕴，使我们对社会现象和问题形成更为理性的透视、更为客观的审度、更为人文的考虑这对政策选择、对策选择和行动选择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上述主要说了我们的探讨。事实上，社会学界很多其他进展，尤其是有实质意义的进展，也都是这样那样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越来越强的折射力量推进下进行的，而不管研究者本人是不是自觉到、认识到这点。
　　正是运用这种二维视野和双側分析，我们考察了现在引起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差异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的最新学术震荡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编写的框架问题、中国社会问题热点关注引起分歧问题等。这些都有专文论述。不再重复。
　　这里，为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我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按照西方的观点，主要是所谓”布达佩斯派“的观点，非常政治化地把社会转型狭隘地解释成为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这一种模式，并把这套用到中国，公开地说什么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甚至走向一种很不好的资本主义。在这一论点看来，似乎只有这样理解转型才是”正确的“，从而批评、否定对社会转型这样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正确、全面的解释：“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郑杭生，1996、2005）中国一些主要社会学家，从他们发表的文章看，尽管有某种差异，都持后一种观点。前面提到的这样一种把社会转型导向往政治化方面的论点，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是不利的。
　　总之，在一些学科之间或学科内部的分歧之中，所表现的是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视野和价值立场的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往往又体现了或延伸为不同的政治纲领、政策方案、实际对策的竞争。所以，我们进行的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的讨论，以及通过这一视野所展开的双侧分析，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理论问题，也是有一定裨益的。譬如，围绕着目前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如改革与和谐、改革与协调、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等的关系上，我们常常看到的大量分歧、争论甚至各执一端的情形，几乎都可以从学术的和学科的不同理论视野和价值立场发现某种折射。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今泛起的一些“新”思潮如所谓新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还有新民粹主义、新复古主义、对待民族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等等的实质及其论争。这些都进一步提示我们，社会学研究更应以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进行理性的透视和客观的分析，反思不同理论折射中隐含的逻辑，认识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任务，既不主张“左”也不主张“右”，既不采取新的悲观论，也不诉诸新的激进论，并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坚守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应尽之义，为中国社会学的持久繁荣和发展，为推进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做出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也为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包括教材体系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6年7月13日，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备和成立，是中国理论社会学发展的组织保证，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界对上述努力的自觉。
　　现在，这个专业委员会已经得到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我相信经过这个委员会和整个社会学会、整个社会学界的努力，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共同繁荣的局面一定会较快出现，费老的关于拓展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遗言一定会较快变成现实，在此基础上，沿着“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中国社会学将获得更加健康、更加快速的发展，真正培育起与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涌现一批中国社会学界自己的理论大师，这样，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最后将成为能够与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学中心并驾齐驱的另一个世界社会学中心，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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