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达赖喇嘛在为西藏民族谋利益吗？

　　海内外藏独力量以及西方各种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利用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利用“人权”话语，向中国发起持续的挑战。这些力量的行为越来越激进化，各种形式的暴力伴随着本来应当象征和平的奥运会火炬传递。无疑，不仅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奥运精神，都受到非常负面的影响。可是，最终受害最深的当是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利益和多数西藏人的利益。无论是达赖本人还是被中国方面称为“达赖集团”的西藏流亡政府表面上在为西藏争取利益，一些政治人物也的确可以获取不小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这些做法在大大损害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使用暴力，不管是想要挟中国，还是挑战中国，都会使得问题复杂化。一方的暴力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暴力。如果挑战方使用暴力破坏现成法律秩序，政府为了维持法律秩序也经常会诉诸于暴力。这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
　　藏独变成西方反华工具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和以往历次西藏事件那样，这次藏独力量的公开挑战也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也就是说，藏独运动并非仅仅由海外西藏人或者达赖集团独立所驱使和发动。西藏问题早已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制约中国的一个有效手段。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一直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企图。西藏独立的话语与其说是西藏独立力量的使然，倒不如说是西方反华力量的“力作”。没有西方长期支持海外藏独力量，藏独运动也不致于激进化到今天的程度。用西藏制约中国的企图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显然。人们不难看到，很多非西藏人参与到藏独运动。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来说，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藏独运动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其最终的目的，而是这个运动能否长期持续下去，能否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藏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和西方反华力量之间的关系了。藏独运动，不管其用什么话语来论证其合理性，就其本质来说，变成了西方反华力量的一种工具。也正因为这样，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往往消失在这一过程之中。
　　达赖喇嘛本人似乎处于一个困境之中。一方面，他处于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海外西藏人和西方支持力量中间，另一方面他要面对中央政府。达赖与所谓的“达赖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人们对达赖本人的真实意图当然可以有很多猜想，但其至少在公开的话语层面显得比较温和。多年来达赖提倡“中间路线”赢得了不少西方民众的尊敬和接受。但从行为层面看，达赖的“中间路线”并没有对达赖集团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条“中间路线”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既没有为中央政府所接受，也没有减少藏独运动的激进化程度。海外藏独运动的激进化正在变得不可避免。海外西藏人对西藏的发展毫无了解，他们有关西藏的信息都是从西方媒体中获得。西方极端的藏独话语和带有政治意图的支持更助长了藏独运动的激进性。
　　暴力行为不会促使中央政府让步
　　“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政治力量宣称藏人的“反抗”和“抵制”针对的是中国的领导层，而非普通中国人。这种说法当然和吻合达赖的“中间路线”。达赖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诉求于普通中国老百姓。但是，达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并不确切。维持国家的统一和西方所说的“共产主义”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和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只能代表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民自发地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最好的例证。
　　正是人民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高度认同，近代以来，西藏在中国国家最弱的时候都没有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说，自从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后，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容许其分离出去。现在，中国是个崛起中的大国，是近代以来最强盛的时期，更没有任何理由让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错误的算计下的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结果会怎样呢？尽管“达赖集团”中少数经营政治的人物会获得一些利益，但如上所说，受损害最大的是西藏民族。首先，这样做无疑会制造出的新的民族矛盾来。其次，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本来互相信任就很少，甚至不存在，这种以暴力方式出现的互动只会加深双方间的误解甚至敌视。如果有人认为暴力行为会促成中央政府对达赖的让步，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三，藏独运动也会在中国的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制造矛盾。在西藏制造事端的毕竟是少数受海外藏独运动影响和西方势力支持的西藏人，包括喇嘛。西藏的大多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层并不想看到藏独运动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和其它民族的关系。其次，如果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不能解决西藏问题，那么一旦前者过世，西藏民族的大分裂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届时或许会面临一些西藏人的更为暴力的行动，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西藏民族。
　　达赖须思考如何去“西方化”和“激进化”
　　毋庸置疑，藏独运动中获得利益最多的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本来就和西方有关。从那时到现在，西方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利用西藏问题来对付中国，但在实际层面又为西藏民族做了多少积极的事情？
　　达赖喇嘛如果要考量西藏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中央政府的对话不可避免。西藏问题必须在两者之间的对话中建立共识，才能得到基本解决。如果要对话，就不能在完全自治的名义下的提出毫无限制的要求。现在达赖方面提出的诸多条件就等于要恢复旧西藏皇朝。实际上，正如中国本身不可能回到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帝国时代，西藏也不可能回到西藏皇朝时代。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个既成的事实。
　　西藏和汉民族已经相处多个世纪。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和汉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无论是达赖还是其它西藏人对此应当是有认识的。作为西方的一种工具，藏独只会损害西藏民族的利益。要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既要“去西方化”，又要“去激进化”。但这正是达赖的困境，因为达赖很多年来是想要通过“西方化”和“激进化”迫使中央政府的妥协。而对“西方化”和“激进化”的诉求只会导致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负面互动。如何去“西方化”和“激进化”？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领袖，达赖也必须直面和思考这个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