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范跑跑的社会学意义

　　我不大赞成用“跑跑”、“跳跳”来谐称范美忠、郭松民二先生。不过既然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一事件，“范跑跑”、“郭跳跳”的称呼已经成为社会现象，所以不妨从客观存在角度上使用它们。
　　本来没有打算对跑跑事件说三道四，我自己也有很长时间不写这类文章了。但是看到这件在我看来本来是非界限很清楚的事件居然越来越发酵，越来越搞笑，不由深思它后面的背景与意义，觉得似乎有必要插几句话。
　　一、范跑跑输在无良赢在真诚
　　关于范跑跑事件本身的性质，并不需要太多的争论。所有的人，只要做一个假设：“如果我的孩子是范跑跑老师的学生”，那么，对“跑跑”行为的态度就会明晰而坚定。倘若真要我做一个观点上的归纳，那么，我可以说，范跑跑输在了做人与做教师两个方面的起码道德要求上：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是学生的长者，应当有恻隐之心和妇孺优先的准则，当危难来临时，让幼者先逃生；作为一个教师，他应当有职业道德，当危难来临时，让学生先逃生。在这两方面，范跑跑都不合格。
　　如果我是学生家长，我会坚决要求校方辞退这位老师，而不管他平时课教得是多么好，与学生关系是多么融洽，也不管自己的孩子即使在发生了跑跑事件后，对他仍然留恋。如果我是学校校长，我也会毫不迟疑地这样做。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老师为孩子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做人榜样？而一个学校，首先的任务是育人以德，一个家长，首先的任务是教子为善。虽然以后这个学校所在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大可能发生强地震了，跑跑事件也不会重演，因而它不会再次造成对学生生命的危害，但是，仅仅是这一次，他就已经对孩子的心灵发育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而不能坚决辞退跑跑先生，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将会长久留存于孩子的心中，甚至放大它的作用。如果这个学校不辞退跑跑老师，那么它告诉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们重视老师的才能，甚于学生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家长，你还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就读么？
　　但是范跑跑先生并不是没有优点的。他后来的表现，让他赢了分。这就是他的真诚。所谓真诚，就是范跑跑敢于真实而毫不虚饰地说出他跑跑的动机与理由，并且毫不脸红地、甚至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
　　有些卫道士对范跑跑先跑后辩的无耻与无良满腔怒火。有一些人说，你跑就跑了，但别说啊，你不说，这件事不就结束了吗？你不但说，而且还大肆地宣扬，把拉在裤子里的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向世人公开，“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说，真正让范跑跑赢得世人同情与肯定的，恰恰是这后一点。
　　跑跑先生本来做了一件错事，但他自己以为不错，不但坦然地、如实地公开，而且认真地、自认无辜地为自己辩护。这也算真诚吧。
　　真诚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就跑跑事件而言，真诚的道德价值起码是大于伪善。从某种意义上说，范跑跑事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朔“痞子”文学现象的一个翻版。当时，王蒙先生为王朔这种“无耻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现象辩护说，较之那些马列主义老太太，较之那些虚幻的崇高，较之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善者来说，王朔的真诚有它的社会价值和进步意义。
　　虽然后来的社会发展证明，王朔和王蒙这种所谓的“躲避崇高”，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消极作用。但是，无论是当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还是今天的“我就先跑我没错”，当这种匪夷所思的言行居然引起社会如此大的同响时，它显现于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伪善，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的弊病。在一个道德或者理想的宣传、教化、灌输极其强化但是言之者与自己的行为完全背离，当这种社会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在向人们表明它的虚伪之时，人们对于这种伪善的厌恶，对真诚的渴望，可能会导致另一个极端：与其你自私而伪善，还不如我自私而真诚。宁做真小人，勿为伪君子，真小人胜过伪君子。
　　范跑跑的出现并不奇怪，它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多年来必然造就的一种人物类型。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当王朔自己都已经扬弃当年“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带着真善美的微笑重出江湖之后，范跑跑并非首创的粉墨登场会让社会看台上再度爆发出当年王蒙们的热烈掌声。悲哀的现实告诉我们，尽管时间过去了近20年，尽管社会对道德重建在认识和行动上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但是伪善仍然是这个国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主流。
　　韩德强教授曾经说中国社会现在是流氓化，其实他是高估了。如果真是流氓化，那问题倒还简单，因为同质社会的治理是最容易的。真实的社会场景是流氓多了，伪善者更多。
　　二、中国社会的利益化
　　范跑跑事件告诉我们：许多人宁可接受不要脸的真诚，而痛恨要脸的伪善。
　　真小人与伪君子的相同处，就是他们都缺德。不同之处，则是伪君子们多了一个道德的面具。从他们的相同处而言，其缺德的背后，或者说实质，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扭曲的社会现象后必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当我们追索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真小人或伪君子如此之多时，就会毫不困难地看到它背后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中国社会图景。
　　当我们进一步观察中国的真小人和伪君子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从时间上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真小人，也在原来已有的伪君子的状态下，又生成了一大批新的、带有时代各种特征的伪君子。其次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人物的出现也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的。所谓相同之处，就是这两类人物，都是在当时宣传“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导向后产生和发展的。所谓不同之点，就是在下层人群，可以赤裸裸地宣扬并实践动物化生存，而在治国者集团，虽然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与能量大了不知多少倍，但总还要打出道德化的各种旗号。当然执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真诚地愿意实践这些道德口号的，但总体说来，当权者结成利益集团、以强权谋取私利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并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范跑跑事件提醒我们注意的，正是在这种社会现象后面的社会根源，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改善我们的社会状态。
　　人活一张脸。人的脸和屁股当然有区别，但人的脸有时也会是骗人的，或者需要骗人。当需要骗人时，如果自己这张脸的功夫不够，那就需要假面具。不过，作为执政党和政府，最好少来一点假面具，少来一点虚伪。当台湾人民通过选票抛弃陈水扁当局的时候，作为人民，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如此人格分裂的领导人和政府，使得父母无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如果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宣传，当宣传者自己都不相信，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的时候，你又怎么指望你的受众相信，并跟着你走。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言和行不一致的时候，正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
　　不过从道德上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言行一致的要求是一回事，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几千年来的一种困惑或无奈：虽然道德的提倡与教化是人区别于动物并且是保持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最好选择，但是建立于人性善基础上的德政与仁政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而人类真正能够达到道德化生存最高水平的制度是民主制度，它却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
　　范跑跑现象的社会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制度安排，社会大众中的真小人群体和强权阶层中的伪君子群体和他们的行为都不会最小化（后一种社会危害性更大），社会整体利益将继续受到剥蚀和侵害。当然，在这种社会背景的角斗场上，它还会给我们提供一点娱乐：大义凛然的郭跳跳先生，甚至不是痞气十足的范跑跑先生的对手。从其娱乐性看，我个人觉得，它比奥运圣火传递吸引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