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葆：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传统？

　　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在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背后，都可以找到历史传统的影子。换言之，历史传统是一个客观存在，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人们选择并弘扬什么样的传统，取决于对现实状况的认知和判断。那么，我们今天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呢？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坐标，我们面对的有三种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传统，“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三种传统都有可以借鉴和利用之处。但是，从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来说，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传统尤其需要大力弘扬。温家宝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可见，要完成好这两大历史任务，最为需要的，不是儒学传统，也不是革命传统，而是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传统。
　　令人费解的是，近年来国学热却不断升温。祭孔大典隆重热烈，孔子学院由国内开到国外，孔子的“标准像”由官方颁印，还有在主流媒体上宣讲儒家典籍，提倡儿童读经等等，真是不一而足。经过艰难的改革开放，我们刚刚吃了几天饱饭，一些人的头脑即开始发热、膨胀，心态又开始浮躁起来。有“中国可以说不”的鼓吹，有“大国崛起”的异想，更有“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豪言。一时间，似乎中华文化又是世界文明之冠了。早在90年前，鲁迅就指出：“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随感录四十八》）在一些人眼里，西方文明中的坚船利炮是好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民主、自由、人权则简直是洪水猛兽，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国有特别国情，唯有儒家的专制文化才是护身的法宝。明乎此，那些高唱弘扬传统文化论调的论者的用心，也就可以略知一二了。这些人把儒学传统拿来救世，实在是开错了药方。不是说儒学一无是处，而是从总体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因循保守的封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鲁迅说过：“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儒家提倡的安贫乐道，阻碍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儒家维护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无助于我们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儒家推崇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人治理念，对于依法治国特别是实行制度反腐只能是一种干扰。总而言之，想以儒家学说来应对当今的历史课题，只能是缘木求鱼。
　　在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挑战，有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有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有弱势群体的权益屡受侵犯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从儒家学说中找到有用的思想资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要改革现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展开对封建专制传统的批判和清算，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所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不断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真正把依法治国的方略落到实处。诚然，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又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停步，更不能借口稳定而向后倒退。在确立民主化的改革目标的前提下，改革的步伐争取尽可能稳妥，但总要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速度慢一点不要紧，只要目标明确，步伐坚定，就会逐步实现公平正义的美好理想。为此，我们需要回归“五四”传统，重新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行。
　　2007年4月9日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