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给我们一个公民社会

　　我素认同龙应台教授的文字，但这一篇除外。读过《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条件反射地冒出了“给我们一个公民社会”。不妨用此作题，以与龙应台教授商榷。
　　我并非不明白龙应台教授该文的语境，这就是台湾“大选”。文章因此而发，它表达的是一个思考型知识分子对下一任“总统”的希望。这个希望词恳意切，我完全认同；但我不能认同的是，由这些希望所构成的诉求对象居然是“总统”。我认为，龙文呼吁的这一切，与其兑现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总统”身上，不如让它在权力之外的公民社会中获得落实。简之，龙文的主张诉诸权力不如诉诸权利。这是一道加减法，权力多了，权利就少了。把权利能做的交给权力，权力就会名正言顺地开始它对社会的全能控制。
　　龙文说：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对此，我的怀疑是：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如果要靠“总统”来提供，社会的自组织功能在哪里？再，如果社会环境的好坏系于“总统”一身，这个“总统”的权力会不会大得无边？果然，龙文说：“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的反问是：难道孩子的人格、眼光、智能和未来居然可以绑在“政府的运作”上吗？“社会化的过程”靠社会本身远甚于靠政府。本来就是社会自身的事务，莫非需要权力来全方位地指导？龙文继续：“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位，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按照这样的例举，孩子的成长几乎全托付给政府了；而且政府之外，好像并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并且政府就是社会。
　　在一个宪政框架下，政府是小的，社会是大的。政府的小，小就小在它只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此即“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政”，事务而已。行政之外，特别是和孩子成长有关的“教”（它往往与价值有关），不唯不是政府的事，而且还要刻意和政府撇开，否则，有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政教合一”。因此，正像“政”是政府的事，“教”是且只能是社会的事。在有关教育或价值的问题上，政府必须中立。唯如此，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价值多元。孩子的成长，与其让他成长于政府和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包办，不如让他成长于各种价值并存的多元社会。据此，我就不认同教育部有决定孩子“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的权力，它的权力应当限制在有关教育或办学的行政问题上。否则，教育部就有权力让学生从小就学习“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样板戏。同样，我也不认同文化部有影响包括孩子在内的文化品位的权力。文化品位和文化部无关，一旦和文化部有关，那么，品位就由权力决定。权力决定品位，上海的女白领们只有打飞的到香港才能看足本的《色，戒》。至于“媒体政策”更是多余。民治政府无自己的媒体，怎么会有媒体政策？媒体有事，自然有法律。政策何为，除非是用它来控制或对付媒体；然而，这是违反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
　　另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龙教授主张一种“核心价值”。这价值的内容所指，比如“人权”等，我完全赞同。但我不赞同它的“核心”称谓。“核心”是一个天然倾向于权力的词，事实正是如此，以什么为核心，往往就是以什么为权力。因此，人权之类的价值，更准确的称谓不妨是“普世价值”。普世无核心，它涉及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且无分种族、阶级、性别、年龄与宗教。在对比的意义上，权力才强调“核心”，“普世”则推广权利。这里，语词的差别，其实是语境感的差别。很抱歉，我在我的语境中只能强调“普世”，不会强调“核心”。
　　龙应台女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篇文字却并不那么自由主义。尽管有个“大选”的语境，但对权力的让与也未免太多。古人曰“礼失而求诸野”。“礼”是庙堂，“野”则是民间。放在今天，很多事不是“礼失”才求诸“野”；而是行政以外，本来就是“野”的事：这个“野”就是我们要努力建构的公民社会。在制度环境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要求权力做得越多，我们付出的权利也就越多。为什么不把更多的事留给以权利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呢？谨以此请教龙应台教授。（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