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中国历史为什么最欠缺思想、精神和灵魂？

　　关于历史，我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了，例如《为什么人类历史的智慧只垂青于西方？》、《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精神，历史的悲剧？》等等，今天，我要更集中地谈谈中国历史究竟最欠缺什么的问题。
　　中国历史最欠缺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最欠缺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
　　尽管中国是著名的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号称拥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历史，而且中国人对历史的文字记录从来就非常重视，因而不仅从古至今的历史文献最丰富，最庞大，而且也最连续，甚至从远古留传下来的绝大多数的文献，几乎都可以说是历史，其中又特别是儒家的经典，向有“六经皆史”之说。然而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过于重视历史，又特别是单独来自上层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反而导致过于偏重历史的某些片面的（显然是出于维护极权专制统治的）目的，以至丧失了、欠缺了历史中某些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说到的，欠缺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
　　然而，什么是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呢？中国的历史又为什么，竟然最欠缺这一切呢？
　　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三者发声的音调一个比一个高，但它们其实是一个东西，即关于人类最本质的历史原动力的永恒性、普遍性和终极的深刻性的思考。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谈到，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分三层：第一层是人类生命斗争的原动力；第二层是人类社会竞争的原动力；第三层是人类精神竞赛的原动力。
　　生命斗争的原动力是人类作为动物的历史原动力，即人类为食、色、性的基本需求的欲望的满足而斗争所表现的动力形式；社会竞争的原动力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又称理性动物）的历史原动力，即人类为政治权力（利）、经济利益（财富）、文化影响（名望）而相互竞争所表现的动力形式；精神竞赛的原动力是人类作为智慧精神性动物的历史原动力，即人类为信仰真理、求得真知、追求真诚（情、爱）而彼此竞赛所表现的动力形式。严格地说，只有第三种原动力才是人类惟一独具，而为其他一切动物所无的真正纯粹人性的历史原动力，而第二种原动力，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蚂蚁、蜜蜂、猿猴，或许还可能会有一点。
　　上述的三种原动力，我分别用斗争、竞争和竞赛三个不同的词汇来进行分辨。生命斗争是永恒的，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肤浅的；社会竞争是普遍的，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庸俗的；精神竞赛是终极的价值的，然而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这才是最关键最深刻的。
　　什么是有人类思想的历史？对于上述的三种原动力均能有所认识，并能依此而条分缕析地忠实地报导的历史，可以称之为有人类思想的历史；
　　什么是有人性精神的历史？对于上述的三种原动力不仅能有所认识，也不仅能依此忠实地报导历史，而且还能更重视第三种精神竞赛的原动力，并在具体的编写中可有能动性反映的历史，可称之为有人性精神的历史；
　　什么是有人性灵魂的历史？对于所述的三种原动力不仅具有上面两类历史编撰者共同的认识和能力，还更能洞察精神原动力中三种分力（信、知、爱）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因此而能深入精微地报导的历史，可以称之为有人性灵魂的历史，无疑，这才是人类最高级的历史。
　　按照上述的三种历史的概定，我们来回顾中国的历史，可以断言，中国历史不仅欠缺灵魂、精神，甚至连有思想都谈不上。
　　说白了，中国人庞大的历史，只不过是完全按照极权专制统治者意愿编排的大量历史现象的记录而已，最多能显得材料丰富、剪裁得当、文笔优美、情节诱人、刻画传神，如此等等，充其量不过是浅薄的文学性描绘的历史；不要说能够真正体现什么人类历史的“思想”、“精神”、“灵魂”，相反，还很有可能故意隐去许多极有价值的历史真情，以体现和满足孔夫子所说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的极权专制统治“历史”的需要。
　　中国历史中最著名的是号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的官方正史。有目共睹，写得“最好”的还是前四史，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而其中又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亦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换言之，中国史家之最高的“悲号”，却又只是“历史”中文学的《离骚》。可见鲁迅先生的评价，褒中有贬，或亦有所遗憾）。后人还更常称史界两“司马”，其一固然为司马迁，另一即宋代的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而司马迁更又被中国人称为“中国历史之父”。
　　真正比较中国的历史之父司马迁和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或许就更容易明了。司马迁是极权专制帝王汉武帝时期的一位史官；而希罗多德则是古希腊民主领袖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的一个自由民。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是孔圣人及其儒学的忠实的崇拜者，而希罗多德则是个受到过古希腊哲学熏陶，具有浓厚的民主思辨精神的古希腊学者；尤其可贵的是，正是在他的《历史》中人类第一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观念，表现出了作者可贵的人性价值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到的。
　　显然可见，中国历史的欠缺“思想”（更不要说“精神”和“灵魂”了），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就已经落下了重大的“病根”，而中国历史这种“病根”的更深的根源，最终其实还得追踪到孔子和他的《六经》，特别是其中的《春秋》。由于汉武帝、董仲舒的缘故，司马迁简直就是孔子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了，这既害了司马迁本人，更害了中国人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后人继续编写历史的范本，同时，也简直就是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学习维护极权专制体制政府的最具体最有力的文本。
　　太史公曰：“先人（司马迁自指其父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见《史记》中《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真是一个活脱脱孔圣人及其父亲的“孝子贤孙”，而且还自认为有伟大的“抱负”，要“当仁不让”成为孔子第二。而实际上却是，不仅他的做人，连其思想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跟着孔子亦步亦趋。这样的历史家能有自己的“思想”吗？“太史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善于撰写历史故事的（文学）“作家”而已，何能创造有“思想”、有“精神”、有“灵魂”的历史？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见同上）很显然，司马迁是完全按照孔子的“六经”，尤其遵循其中“礼义大宗”的《春秋》为范本来撰述历史的。而《春秋》的最高宗旨，诚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换言之，即是要极权专制的“君主”体制长存永继，传之万代，不仅如此，还更要“万寿无疆”。正是因此，司马迁撰写《史记》就只能依照如下的程式：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是帝王的传记，是全部历史的大纲，表为帝王大事的年表，书为典章文物制度，世家为诸侯的传记，列传为士大夫们的传记。这样的历史何曾可能有最基本人类（老百姓）的人性？何曾可能有全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思想”，更又怎么能有人类历史的“精神”和真正人性的“灵魂”？然而正是这样的历史在中国，却一直依（《史记》所提供的）“样”画葫芦地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还在同样如此地继续编撰。如此中国人的历史能有“思想”吗？能有“精神”吗？更能有“灵魂”吗？我请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也来回答我同样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月上旬刊，总第1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