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西南联合大学的奇迹

　　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它继承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和3校严肃认真的学风，在短短的8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
　　它创造的奇迹，是和它闪耀着亮丽光辉的办学精神分不开的。这种办学精神，我想大体可以用以下10个字来概括：爱国、民主、科学、坚苦、团结。以爱国而言，首先，西南联大人相信中国国格和中华民族的潜力，认为抗日战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如陈岱孙先生所说，这是正义的战争、民族的战争、哀兵的战争。西南联大校歌中有这样一段话：“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东，还燕碣。”其次，西南联大师生一方面刻苦认真地教和学，为将来的“中兴业”培备“人杰”，一方面又积极宣传抗日，参加各种抗战活动。在没有读到毕业约5000同学中，许多人是投笔从戎了，记录在案的便有1129人。
　　以民主而论，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西南联大教师上课一般不用统一教材，而是阐发各自的学术见解。任何见解，不论中外，不论古今，不论左中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也可以在课外作讲演。但是，必须听取其他教师及同学的不同意见。有的时候，教师们就某个学术问题召开座谈会进行辩论，但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并不妨害友情。同时，也有教师去听其他教师的课。学生对老师，无论课内课外，郡可以提问，并与老师辩论。曾经有一个同学不同意授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这位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一份反对老师观点的课程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还有一位教授，因有较多同学反对他的观点，他经过一番苦思后，竟放弃了前一段时间讲课内容，从头讲起。此外，为保证学术思想自由，西南联大主张通才教育，讲究启发式教学法，反对灌输式教学法；转系自由，一二年级基本不定系；图书馆的书库，不仅对教师、研究生开放，对本科生也开放。在领导、管理体制方面，学校设校务委员会，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5院（文、法、理、工、师范）院长和若干教授代表组成。教务等3长及5院院长均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校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由蒋、张、梅组成。蒋、张年龄资历虽较梅为高，但均有兼职，张还长居重庆，所以公推较年轻有为的梅贻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张放手并鼓励梅大胆负责，梅尊重蒋、张，遇重大事件必与蒋、张协商，所以3人合作非常融洽常委会工作顺利，效率高。校务委员会外，还设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其职责为：审议教学、研究工作和学风的改进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向校委会提建议及处理常委会主席或校委会交议事项等，教授会虽是咨询性机构，但其决议很有权威性，一般都得到施行。另外还有各种常没的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学校的各种专顶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材料和供校领导选择采用的方案。院以下各系系主任也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学校专职行政人员不足200人，其社会地位低于教学人员。所以，西南联大既无党派领导，也没有官本位体制，学校能按高等教育规律自主办学。对学生管理，除学籍管理和学业管理极严外，主要采取学生自治方针。学校训导处（西南联大原无训导处，经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督促，始于1939年11月7日设立）婉拒了国民党的“党团委托任务”，其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之处置。”大体上说，在不违反校规及法律的前提下，西南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各种自主活动进行的。
　　西南联大虽然对教与学的质量的要求高而严，但决不主张把学生培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鼓励学生关心国事、天下事。因此，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教书读书。他们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辩论会，出版各种报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办有《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困策》等刊物，学生办有许多壁报，也有刊物），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意气风发地引领着社会进步。1941年，他们通过游行示威、请愿等方式，在全国广大师生和人民支持下，把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了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发动了波及全国的反专制、反内战的一二一民主运动，使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宋民主堡垒之称号。”
　　以科学而论，主要表现为尊重学术，尊重真理。为了学术和真理，西南联大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西南联大教师一般都不愿做官，而乐于在教学之余，在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联大师生，不论贫富、贵贱、资历、权位，谁愈有学问，愈掌握真理，谁就愈受人尊敬。官僚和党棍，在西南联大决无容身之地。国民党CC派系曾要求派人来任训导长，就遭到拒绝。蒋梦麟虽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他远不如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受人尊敬。刘文典虽有学问，但因受云南一位土司收买，便遭到联大师生鄙夷，失去了西南联大的教授职位。梅贻琦不得已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但这个头衔对他来说完全是形同虚设。他对国民政府所谓“部定”办学方针和教学规则是能顶就顶，不能顶就阳奉阴违：；对国民党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一再示意，一直拖延不理。他深信强权和说教是极有害于科学事业的，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支持和拥护他的这种信念。
　　以坚苦而论，首先应提到湘黔滇旅行团。1938年2月，当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迁滇时，280位同学和11位教师，不顾当时西南地区旅途可能遭遇瘴气、土匪、食宿不济等艰险，作了充分吃苦的打算，决心徒步入滇。他们从2月19日起程，风餐露宿，4月28日始抵昆明。历时68天，全程1671公里，步行达1300公里。他们的这一壮举，给西南联大师生面对艰苦环境提供了好榜样。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国难当头，百事草创，一切条件的确很不像样。同学们吃的是混有稗子、沙子甚至鼠屎的“八宝饭”，穿的是破旧衣裳，住的是不避风雨的简陋宿舍。就是这种艰苦生活，大多数人还要靠打工才能维持。他们有的人当中、小学教师或家庭教师，有的人当售货员或会计，有的人当校对或打字员，还有的人打午炮或发警报。教师们的生计，比同学们的也好不了多少。以教授兼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梅贻琦为例。他家经常吃不起蔬菜，只用辣椒拌饭吃；有时能吃到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满意了。为了贴补家用，梅夫人只好经常制作糕点、打毛线衣和围巾等出售，还摆过地摊。梅先生儿子梅祖彦的眼镜跌坏了，严重影响学习，却长期未能再配。闻一多教授刻图章、兼中学教师贴补家用的故事，广为人知。实际上，绝大多数西南联大的教师，仅仅靠工资是不能维持生活的。至于教学条件，图书、资料、仪器、教室、实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等等，都是凑合着用，也可说是捉襟见肘。从我较为熟悉的文、法学院情况看，由于重要参考书的复本少，图书馆开门时，总是拥挤不堪；由于图书馆容量有限，许多同学都是到附近茶馆内去看书、做作业或者讨论问题，称为“泡茶馆”。
　　1938年9月13日（一说为28日），日寇飞机首袭昆明。这就更增强了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程度。自此以后，直到1941年12月7日美国陈纳德率中国空军美志愿大队（以后中国媒体习称为“飞虎队”）进驻昆明，西南联大师生不得不经常跑警报，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4时，往往得跑往郊区，在乱坟之间上课、备课、做作业。教师们的家大都迁住郊区，增加了他们到城内上课的往返之劳。除时间、精力损失外，还有财产和几条人命的损失。
　　所幸的是，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并没有打掉西南联大人的士气。除极个别人或去跑单帮赚钱，或叹息穷途末路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意气昂扬而工作踏实地致力于“雪千秋耻”的事业和作“中兴人杰”的准备工作。难怪林语堂1943年12月路过西南联大时，禁不住赞叹道：“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以团结而论，西南联大确实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除西南联合大学外，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但是，后两个大学联合不久便解体了，只有西南联大融合无间，善始善终。其所以如此，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原来3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基本相同，而且胸襟都比较开阔，彼此能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由于历史原因，3校教师大都或相识，或相知，或有师友之情，有合作的基础。因此，3校联合以后，能熔3校优良传统于一炉，彼此尊重，互相切磋，通力合作，把西南联大办成一个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当然，这种成就的取得，是全体西南联大人努力的结果，但不少人认为，梅贻琦先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事实。梅先生不独具有办好大学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而且克勤克俭，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他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悦服。比如，一到昆明，他就将清华配给他的专用汽车捐给了西南联大，他外出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便车；无便车可搭，仍靠双腿。他家境虽然困难，但教育部发给西南联大学生的补助金，他从来不让自己在联大读书的4个子女申请。不过，遇到公益捐助或救济困难同事与同学时，他却总是“身先士卒”，慷慨大方。又比如，当时3校一方面联合办学，一方面各校名义仍然存在，而且有各自事业。清华利用工学院暂时闲置设备从事生产，以盈余补助同仁生活，此事本与他校无关，但梅先生念及大家同处困境，年终时发给所有他校成员每人相当于一个月工资补贴。西南联大3校中，论经费和设备，清华份额较大。从世俗眼光看，清华吃了亏。但在梅先生领导下，却使包括我在内的西南联大人都无此感觉。这真是不容易的事。
　　除上述办学精神外，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特别雄厚。1942年，有教授177人，占全校工作人员总数的22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的这一比例为220），其中有一批各学术领域的大师，他们占解放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321。在这些大师招引下，西南联大招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因此，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上课起，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不过短短8年，却在成为闻名中外的民主堡垒的同时，更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入校受教者8000余人，毕业生2522人。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兴业”的“人杰”，还有约1000人在海外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19551957年间，中国科学院选出的学部委员190人，西南联大校友就有118人，占总数的621”；1991一1992年间补选中青年学部委员210人，西南联大校友仍有14人当选。另据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1996年3月统计，中国科学院19551995年间，7次共选聘学部委员、院士815人（含外籍院士14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就有256人（含外籍院士4人），占总数的314；中国工程院1994、1995年共选聘院士312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64人，占总数205；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1957年共选聘学部委员64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18人，占总数的281。（《清华校友通讯》复33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西南联大培养的杰出校友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仅举一些特例，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核武器专家朱光亚，半导体专家黄昆，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气象学家叶笃正，创建三元流动通用理论的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使我国返回式卫星居世界前列的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我国中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在美国最早参加电子计算机的开发者陈同章，享誉美国的政治学家邹谠、历史学家何炳棣，作家汪曾棋，诗人穆旦等。除育人外，如朱光亚所说：“西南联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且师生们还结合社会需要，包括抗战的需要，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或调查研究，取得不少成果。”（《清华校友通讯》复36期，第129页）
　　在了解到西南联大创造的这种奇迹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Johnlsrael）花了15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700页的西南联大校史，题名为《联大一一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他在记者王达采访他时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2006年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有个报道：温总理向大学校长求教如何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我看了那些校长提出的建议，把它们和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一比较，感到都不大满意。我想，要是温总理“不耻下问”，问到我这个在大学里呆了50多年并和大学打了8年交道的老教授，我将向他建议：请认真研究一下易社强认为最值得研究的西南联大办学精神与经验。
　　2007年1月22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