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两个意义非常的事件

　　本周五有两条消息引起我的注意，我进而认为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一是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即将开征燃油税，一是国资委宣布从明年起国企要向国家分红。
　　开征燃油税和国企向国家分红这两件事，都是社会呼吁多年、国家也承诺多年但就是迟迟不能实现的事情。如果这次不是像以往那样最后又放了空炮而是真的兑现的话，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它的意义何在呢？
　　它标明了我们的党和政府终于向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合理利益动手了。
　　胡温新政的指导方针是以人为本，构建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并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纾解民困、缓和社会矛盾、注重科学发展的实际措施。但是在此前的新政中，党和国家都是采取做大蛋糕，以新增的财富向弱势群体适当倾斜的政策策略，来实现上述方略的。至于既得利益集团多贪多占造成的的社会不公平的那一部分，新政这几年没有进行实际的调整也就是剥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兴利而不除弊。
　　在这一策略思路下，国家把新增的财政收入的大部或全部，用于加强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和大学生补助、社会养老、农业、环保、扶贫、城市廉租房建设、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调整等事项，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和公平度。当然，直接受益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
　　但是，对于前些年已经形成的不公平现象，那些利益集团的非法和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新政小心地不去触动。比如，社会反响强烈的燃油税和国企向国家分红，就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开征燃油税是一件已经喊了十几年、甚至已经写入1997年制定的《公路法》的事情，有助于节能减排、公平税赋、倡导节俭，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触动了交通部门几百万公路收费人员的既得利益，当然也还有一些技术问题，竟然迟迟不能开征。今年年初，终于有公民向法院告诉交通部继续征收养路费违法，一时弄得沸沸扬扬，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而燃油税不能开征的结果，也并不仅仅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这么简单。今年中国乘用车的销售中，经济型轿车销量在曾经因为各个城市取消“禁小”的歧视政策而大度上扬后，终于再度下滑，表明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将会产生怎样一个消极的结果。中国公路的收费站密度之高，收费时间之长，收费队伍工资福利之好（某省一个普通收费员一个月工资福利8000元，连该省交通厅副厅长都不得不自开玩笑说愿意去当一个收费员），以及所有收费实际都不过在养活收费队伍和成为交通部门的小金库，而没有用于或主要没有用于养路和修路这样一个畸形的恶赘物，仅仅由于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利益考量，就可以让写入法律、决策十年的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办不成，造成诸多严重后果。
　　至于国企向国家分红，本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竟然也成为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国企改制后，所剩下的基本是大型的垄断性的国企，它们占据了中国的能源、通讯、交通运输、冶金、大型制造、金融保险等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和占有国家稀缺资源，这几年大发横财，在内部人员工资福利奇高（报载一个供电公司的抄表员一个月工资就达8000元）、办公及公务消费极其奢侈甚至腐败的情况下，其巨额利润竟然不向国家分红，使得这些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但名不副实，而且据利自肥，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典型范例，是造成社会不公的重要领域。但是由于围绕国企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国企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特权人物和某些部门的囊中之物，即形成了权贵资本和官僚资本集团，所以其改革的难度或向常识与公理回归的难度更大。因此当社会强烈呼吁国企向出资人分红若干年，其主管部门要么含糊其词，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成为国人诟病和世界诧异的中国怪象之一。
　　胡温新政五年来在取得一片喝采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对其兴利而不除弊的策略取向不滿。比如自称为新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汪晖先生就尖锐地批评过那种“把很多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合法化用面包做大来为严重的社会分化和腐败辩护，如果这不是迷信，就是有意的掩饰”的所谓市场经济改革派的观点，并深刻批判所谓“现代化”在公平上的缺陷。（汪晖：《现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2007年08月04日《经济观察报》）我自己在两年前一篇题为《执政为民的两个试金石》的文章中，指出能否对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动真格的，是检验新政是否执政为民真假的两个试金石。我的一些朋友也在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以铁腕清算那些非法暴富的“大亨”叫好的同时，对中国的现状表示不满。但是，也正如我的一些文章所指出的，所谓弊端后面，是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在中国目前的利益博弈制度中，在很多时候真正能左右决策（包括法律政策）的不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弱势群体，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现实的形格势禁下，虽然新政的领袖无疑具有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也提出了具有极大针对性和公正性的治国方针，但是一切政治都是现实政治力量的博弈，在新政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必须讲究策略，把握平衡，小心翼翼地前进。因此，新政在策略上兴利而不除弊，以做大的蛋糕来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分配，这样可以不去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既能弥补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可以赢得时间和民心，慢慢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当时机成熟，他们会做出更为积极的调整。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新政通过在这两件事情上的拨乱反正，从而向既得利益集团正式开战。它的指标意义在于：表明了中国政治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政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兴利除弊同时进行。
　　这是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掌权五年来，在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一个政治发展及取向的重大信号。它昭示了今后党中央会更加积极有力地贯彻既定的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
　　如果上述判断不错的话，那么，我希望党中央下一步除害的利剑指向民怨沸腾的“三公消费”。
　　当然，已往所有的新政举措，都是依靠党中央领导人的个人品德和娴熟的策略为主要凭依的。正是因为现有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这种领导人个人的因素居于关键的、主导的地位。我们庆幸我们有了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优秀的国家领袖，我们愿意与他们共同仰望星空，建设大地。但这还不够，这与一个理想而健全的现代社会还有距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还是寄托于少数领导人身上。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会看到领导人即使极其优秀，但他们也十分艰难。因此，在我们为新政取得重要突破的同时，仍然要大声呼吁政治改革。如果不能进行以民主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都不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