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祭50年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

　　1958年，我国政府方面也提出过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口号，一晃50年过去，我们再提新农村建设。前后两个新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和工作方针自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说到深处，两者之间还有共同的可琢磨的地方。
　　1958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口号并不是当时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口号；主导口号是“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内涵被叫做“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当时更具体的工作是怎么搞的？为细致了解这个情况，我在近期查阅了一个县的历史档案。
　　1958年11月，坐落在华北平原的某县和全国一样，也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到了极致。县里领导人在讲话中给各人民公社下达的指示是：各人民公社要建设一个新农村样板居民点，要设立“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幸福院、疗养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室、文化馆、理发馆、洗澡塘、餐厅、会议室、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畜牧场、养鱼池、发电厂等。街道要有公尺宽，中心栽花、花边植柏为园，两边行车，筑成人造洋灰路面，汽车、马车、拖拉机晴雨通行。房子一般建成楼房，室内逐步设沙发、暖气、冷气、电扇、浴室等，每排楼房要相隔公尺，除中间铺成马路外，两旁均植各种果树和名贵花草，逐步建成一个新乐园、大花园”。这些建设目标在当今人看来，的确也算不上天方夜谭，但对于当时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农村地区，这些目标不啻于神话。至今这个县还是省定贫困县，只是近几年农村面貌才发生较大的变化，但距离年这个官方要求还相去甚远。
　　为了实现上述新农村建设目标，县里的领导人提出的生产指标是：粮食单产万斤、棉花（皮棉）单产斤，花生单产斤。这些指标已经是十足的吹牛放大炮了。
　　这个新农村建设运动后来变成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我不想多侧面地描述这个运动的后果。想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在我描绘这个县的一个村的人口变化曲线时，发现曲线在年后的几年里，显著地向下弯曲了。这意味着生存状况的恶化。
　　年的秋季和今年的月，我两次到了这个县的同一个村庄做调查。今年看到的情况已经和年前大不相同了。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虽然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吹牛放大炮的事情是没有了。村里已经硬化了出村道路和两条街道，还修了村委会办公大院，目前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建一个体育活动场所，硬化另外两条村街道。几年里有的村民翻修了住房。大部分青年出村务工去了，剩下的老人妇女因为农活不再辛苦也完全可以应付地里的工作。农民说，现在户农民生产粮食抵得上过去一个生产队。农民还告诉我，过去政府向我们要钱，现在倒过来给我们钱，心下有了某种满足感。甚至有一家地主的后代也告诉我，现在的生活远甚于过去自己家里的生活。这个地主后代已经月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农民想得很实际，像“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中国大地”这样的口号在政治家那里可以是一个积极的理念，农民更盼望一个一个切实的好处。
　　年的基本教训是，极少数人相信了类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恐怖念头，然后凭借一种军事化的动员体制要全国人民都相信，谁敢说不信，就给谁制裁。人们并非不懂得所谓价值规律，而是不懂得经济发展需要资本积累，需要劳动者的专业化，需要分工架构的形成，不懂得这些变化需要一步一步地实现。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三年能打败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部队的军事系统，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想共产主义实验有了一个悲壮的结局。
　　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确是在完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工作目标也实际得多。但我还是担心，由一户户承包几亩地的小农所组成的村庄，何以能转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将要面对的铁的规律是，当小农转变为“中农”、“大农”时，传统村庄这样的居民点也将急剧收缩并部分衰落，村庄建设对大部分农民将失去意义。基于这样的考量，为了避免浪费，我们还是该把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让新农村建设成为农村城市化总的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须臾不可忘记的是，不论国家财政力量多么巨大，由亿万小农构成的村庄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农村。忘记这一点，年的悲剧会换个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还担心，当农民走向城市的时候，城市资本会不会大规模地流向农村圈地，把本应由农民自己享有的规模化农业发展的机遇变成城市资本掠取利润的新的投资机会？已经有了各种各样围绕农村土地的“创新”，我们能看到多少是把农民利益放在心上的呢？年前的新农村建设要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年后新农村建设难道要赶出一部分农民，而把另一部分农民变为雇佣工人？年前当我们抗拒经济规律时，让农民首当其冲承受苦难；年后经济规律的作用有了巨大空间，而经济规律对弱者的冷漠将再由农民面对？
　　令我们高兴的是，上述担忧并不是三两个人的呻吟。中央政府正在总结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一些不好的苗头总会被注意并鸣响警钟。我们希望党的十七大能为进一步完善新农村建设政策创造政治条件，推动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