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读书》还能走多远？

　　一则《读书》主编换人的新闻，使这本已有28年生命的期刊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些年来，围绕《读书》主编的价值取向、癖好有不少议论，《读书》的订户、读者不断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读书》在创刊之初就有自己比较清楚的定位，那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上世纪80年代曾经引领潮流，占尽风光，在读书人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可以看作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期刊，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惯性下，10年来尽管在办刊方向、文风等方面有了很大变化，但还是吸引着一部分忠实的读者。有关《读书》的是是非非恐怕还不到细说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在今天市场化和泛娱乐化的夹缝当中，包括《读书》在内的思想文化期刊能走多远？
　　毫无疑问，在这个人心浮动的时代，多数人留意的是实用的发财术、升官术、保健术，只有“暴富指南”、“娱乐宝典”之类能吸引他们的目光，既无实用价值、又无娱乐效应的思想文化期刊对大众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早已是不能承受之重。也许一本期刊创造一个时代，一言而为天下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文化类期刊从此要退出历史舞台，一本有着自己独立追求的期刊，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相互砥砺、相互激发、相互讨论，良性互动，潜移默化，依然可以在培植新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自己的作为，从而影响时代的面貌。远的不说，即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东方》、《方法》等人文思想期刊，感受时代的呼吸，抓住时代的真问题，都曾引发读者广泛的共鸣，并以各自独特的品格载入了中国期刊史和中国思想史。它们的陨落或许各有原因，但它们的命运惊人的相似，《读书》能幸存至今已是一个异数。
　　要办好一个期刊尤其是思想文化期刊，固然离不开外在的社会空间，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生存尚且成为问题，遑论其他。但是，一个人、一个期刊的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改变外在空间。因此，作为办刊者能不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守护自己内心的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能以陈寅恪的十字真言坚守内心的空间，即使外部空间有着层层限制，也能够在螺丝壳里有声有色地做自己的道场。从这个意义看，“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决不是诗的夸张。何况，外在空间并非永远一成不变的，两者之间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甚至此长彼消的。能否坚守内心空间的关键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学问和才气，而取决于他们的诚意，对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诚意，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诚意。有了这样的诚意，就有可能言人之未言，言人之欲言，就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感，而不至于迷失在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俗世诱惑中。有了这样的诚意，才会有责任感，才会有忧患意识，才会有批判眼光，才会获得站在时代前面乃至超越时代的勇气，这种勇气当然不是李逵式的匹夫之勇，而是“温柔的坚持”自己所信奉的价值，任何时候都能听从良知的召唤，竭尽所能地守住做人的底线，不苟且，不因循，不伪饰。没有这样的诚意，即便文字游戏玩得如何漂亮，学术游戏玩得如何高妙，那也不过是没有生命的花朵，无论看起来多么娇艳，终究是塑料花、电子花。
　　当年办《大公报》成功的报业巨子胡政之一再苦口婆心地告戒大公报人，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大时代里，要牢记“操心危，虑患深”这两句话，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无比的自信和无穷的忍耐，下笔之时要避免呈一时之快，切忌嬉笑怒骂，而是要言之有物，也就是要有诚意。一个人有了诚意，即便批评也是建设性的，是从公心出发的。一个人有这样的诚意，就可以在坚守内心空间的同时拓展外在空间，脚踏实地，得寸进寸，细水长流，最终汇入滚滚东去的时代江河。《读书》等思想文化期刊到底能走多远，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主事者的有没有这种诚意，看他们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这种诚意。